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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孟春，字子元，湖南郴州人。祖父何俊，曾经做过云南按察司佥事。父亲何说，官至刑部郎中。何孟春少年时代在李东阳门下求学，学问很广博。考中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后，初任兵部主事。谏官庞泮等被逮进监狱时，他曾经上书搭救他们。明孝宗诏令修建万岁山毓秀亭、乾清宫西室，役使九千名士卒，计算下来将用掉一百多万两银子，何孟春又抗言上书极力劝阻。清宁宫遇灾后，他借机上书陈述了八件事，奏疏长达一万多字。后来他升为员外郎、郎中，奉命到陕西管理马政，结果各种规章制度都得到了实施。回朝以后，又提出五条兴利除弊的意见，并且弹劾巡抚的失职行为。

正德初年，他上书要求改正孔庙祭祀的典礼，未能实际执行。后外调为河南参政，廉洁奉公，很有声威。以后提为太仆少卿，又升为太仆卿。明武宗到宣府游玩时，他曾飞章劝谏。不久以右副都御史的名义巡抚云南，平定了十八寨造反的蛮人阿勿、阿寺等，奏准设立了永昌府，增设了五所长官司，五处防御所，登录战功，被荫封一子做官，但他推辞了，没有接受。大礼”（即谁为明世宗嘉靖帝宗法意义上的皇考问题）的讨论开始后，何孟春在云南听说，就递上一篇奏疏说：“我阅读邸报，看到进士屈儒的奏议请尊崇圣父为‘皇叔考兴献大王’，圣母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奏议经陛下批示下发礼部。方知尊号还没有经圣旨钦定下来。我思考前代的帝王从旁支入宫继承王位，他们推尊亲生父母的得失和事迹都记载在史书上。汉宣帝不敢给史皇孙追加皇帝称号，光武帝不敢给南顿君追加皇帝称号，晋元帝不敢给恭王追加皇帝称号，他们都抑制私人情感而遵守礼制。这就是宋朝司马光所说当时天下人赞美，后世被颂扬为圣人的事迹。汉哀帝、汉安帝、汉桓帝、汉灵帝就给自己的父亲、祖父追加了皇帝的尊号，破坏了礼义制度。这是司马光所说当时被人讥笑，后世也受到批评的事情。过继给人就是人家的儿子，就不敢再考虑自己的父母。圣人制礼，没有两个尊长，这是因为恭敬的心思如果分出一些到那边，就不能在这边专一的缘故。

现经大臣们详细讨论，事情还没有定下来，莫不是皇叔考的称号有什么不恰当吗？不过我虽愚蠢对此也不能无疑。《礼》说，在世时称为父母，下世后称为考妣，有世父母、叔父母的名称，却没有世叔考、世叔妣的说法。

现在想把兴献王称为皇叔考，有什么古典可作为根据？宋英宗时有人请给濮王加皇伯考的名号，宋敏求严厉指斥为荒谬。这样说来皇叔考的称号，难道能够加在兴献王身上吗？就是称皇叔父，按理讲也不大恰当。经书上称呼伯父、叔父都是他们在世时别人唤他们用的。等到他们死后，从来没有人把亲属关系加在他们的爵位之上的。这样说来皇叔父的称号，难道可以再用到先朝已经加过谥号的亲王身上吗？我看到陛下以前发布的诏书，陛下称先皇帝为皇兄，假使真的把献王称为皇叔，像宋朝王皀、司马光所说的那样，也就已经够满意了。可是有少数议论的人认为不对，什么原因呢？天下是明太祖打下来的。自明太祖传到明孝宗，明孝宗传给明武宗，明武宗又特地选择了陛下您，传给您祖宗的大业。献王虽然是陛下的天然至亲，然而陛下所以能够走入皇宫，拥有天下，子子孙孙千秋万代地做皇帝，这都是明武宗的恩德，明孝宗传下来的家业啊。所以我希望您以汉宣帝、光武帝、晋元帝三帝作为榜样，如果提出什么古来没有过的名称或不恰当的尊号，那就不是我对于陛下所寄予的希望了。”

等到何孟春来吏部做官的时候，明世宗已经尊称自己的父母为兴献帝、兴国太后，继而又改称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何孟春三次上书请按当初的诏书尊崇，明世宗都不加考虑。此后明世宗更加听信张璁、桂萼的话，又想去掉本生两个字。张璁当时盛气凌人，上书列举礼官欺君之罪十三条，并且斥责大臣们是朋党。何孟春和九卿秦金等撰写了一篇奏疏，大略是说：“伊尹说过：‘有人说话违背了自己的心思时，一定要向道义方面去寻求。有人说话迎合了自己的想法时，一定要向失道之处去核查。’近来在关于‘大礼’的争议中，大臣们所表现出来的邪恶和正直是不一样的。像大臣们为纠正错误而提出的不大好听的数千万言，这就是伊尹所谓的违背了自己心思的话，陛下是否曾经向道义方面推求过？那么一两个小人，敢假托随顺主上孝心的名义，勾引一些不三不四、不学无术、厚颜无耻的人，迷惑陛下的理智，这就是伊尹所谓的迎合了自己想法的话，陛下是否向失道之处去核查过？为什么那些人的话那么容易得逞，而这些人的话这么难采纳呢？”于是提出了十三条质问来反驳张璁。奏疏递交后被明世宗压在了宫中。

当时詹事、翰林、给事中、御史及六部各司、大理、行人等许多大臣都写了谏章，都被压在宫中，未予批答，一时间群情激愤，不可遏制。正好早朝刚结束，何孟春就号召满朝大臣们说“：宪宗皇帝在位时，百官曾在文华门哭谏，争论慈懿皇太后的葬礼，宪宗最后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这是我们明朝的往事啊。”修撰杨慎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能不能仗节死义，就看我们今天的表现了。”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罛等就把满朝大臣在金水桥南边拦住，说今天有哪个人不努力争取，大家就一起揍他。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又过来号召大家。于是九卿、翰林、给事中、御史、各司郎官，共计二百二十九人都在左顺门跪地请愿。世宗让司礼中官传命他们回去，大家都说：“一定要得到皇上的允准我们才敢回去。”他们从早上跪到中午，世宗两次传下指示，仍然跪在地下不肯起来。

明世宗这下大为恼火，就派遣锦衣过去先抓了几个带头的。于是丰熙、张罛、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毋德纯八个人一起被关进了皇家监狱。杨慎、王元正于是敲打着宫门大声哭喊，大家也都哭了，哭声响震皇宫的深宅大院。世宗更加恼怒了，就传令逮捕了若干名五品以下的官员，而让何孟春等人等候治罪。第二天，编修王相等十八个人都被杖打而死，丰熙等人和杨慎、元正都被贬官或充军。明世宗这才把孟春等人以前的奏疏发下来，批评他说：“我即皇帝位，供奉宗庙祭祀，尊崇亲生父母的大礼，是我自己决定的。何孟春等诋毁君主，败坏政事，颠倒是非，罪实在不小。而且张璁等递上来的十三条意见还留在我手中没发下来，他怎么先知道的？希望他老老实实回答我。”于是何孟春等上书认罪，说：“张璁等递上去的十三条，在没递上去的时候就先拿草稿给人看过，并且还有副本存放在通政司，所以我们知道它。我们跟在满朝大臣的后边，能够在旁边参加讨论‘大礼’，私下里认力张璁等蒙骗陛下，所以说些话出来和他们辩论，冒犯了陛下您，罪应万死。只是我们希望陛下明察秋毫，辨别一下谁正直，谁邪恶，这样我们即使死了也会感到幸运。”明世宗恼怒不休，批评说何何孟春号召大家发泄不满，不是大臣侍奉君上的方式，本该从重法办，姑且从轻扣发一个月的俸禄。不久被调出去做南京工部左侍郎。按照过去的惯例，南京各部只设一个侍郎，当时工部已经有右侍郎张琮了，又让何孟春做左侍郎，实际上是冗员了。何孟春生平以气节自许，学问赅博，他对上下古今、时事得失均喜评议，论说性散文较多。《何文简疏议》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当时的弊政有所揭露和抨击，如请求停止万岁山工役的上疏、条奏治理旱潦相仍灾情的八项事款，均侃侃而谈，文笔较为恣肆。《余冬序录》的体制，类似王充的《论衡》，举凡君道、古今人品、各项杂事，虽一得之见，均加以评论，并能自成一家之言。其中不少议论较为迂僻，如卷二十八议论柳宗元、韩愈部分，识见还不及韩、柳。他的诗歌创作也很平衍无味。只是他到过边疆地区，对边陲生活能有所反映：景色来西徼，萧条信远方。水分羌部落，山绝汉封疆。几处青稞熟，深忧百雨伤。荒城谁为守，十室九逋亡。（《逃岷道中》）另外，《余冬诗话》对诗歌的看法，不少地方表现出胶柱鼓瑟的浅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以讲学之见论文，已不能得文外之致，至以讲学之见论诗,益去之千里矣,颇为中肯。何孟春并没有更多地从艺术角度来思考和创作诗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

何孟春知医。平时留心医药，曾辑有《续群书抄方》一书，未见行世。

何孟春（1474-1536），明代文学家，字子元，号燕泉，郴州（今属湖南省）人。生于宪宗成化十年。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李东阳赏识他的才干，准备推荐他进史馆，因丧父而作罢。后授兵部主事，旋以员外郎、郎中出理陕西马政。武宗正德初，为河南参政，擢太仆少卿，进为卿。寻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弘治十六年（1503年），镇压云南阿寺、阿勿等18寨起义。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迁南京兵部右侍郎，未赴，召为吏部右侍郎，旋进左侍郎，代署部事。世宗诏议尊亲生父为叔考兴献大王，孟春疏陈通例，以为不可。为首倡议百官遮道金水桥南，伏阙号泣，阻驾切谏。世宗大怒，夺其俸一月。旋出为南京工部左侍郎。嘉靖六年，削籍归家。每作诗文，颇多感慨时事。嘉靖十五年（1536年）年病卒，享年六十三岁。何孟春生平以气节自许，学问赅博，他对上下古今、时事得失均喜评议，论说性散文较多。《何文简疏议》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当时的弊政有所揭露和抨击，如请求停止万岁山工役的上疏、条奏治理旱潦相仍灾情的八项事款，均侃侃而谈，文笔较为恣肆。《余冬序录》的体制，类似王充的《论衡》，举凡君道、古今人品、各项杂事，虽一得之见，均加以评论，并能自成一家之言。其中不少议论较为迂僻，如卷二十八议论柳宗元、韩愈部分，识见还不及韩、柳。他的诗歌创作也很平衍无味。只是他到过边疆地区，对边陲生活能有所反映：“景色来西徼,萧条信远方。水分羌部落,山绝汉封疆。几处青稞熟，深忧百雨伤。荒城谁为守，十室九逋亡。”（《逃岷道中》）另外，《余冬诗话》对诗歌的看法，不少地方表现出胶柱鼓瑟的浅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以讲学之见论文，已不能得文外之致，至以讲学之见论诗,益去之千里矣”，颇为中肯。何孟春并没有更多地从艺术角度来思考和创作诗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何孟春工诗文，少游于李东阳门下，为“茶陵诗派”柱石。平时留心医药，曾辑有《续群书抄方》一书，未见行世。所著有《燕泉集》、《馀冬叙录》、《馀冬诗话》、《何文简疏议》、《何燕泉诗》及《孔子家语注》等，并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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