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算命先生英语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李约翰难题，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算命先生英语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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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必须先说明，正如尼克松所说的，那些被公认为“伟大”的人物并不一定都是好人。俄国的彼得大帝是个残忍的恶霸，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之所以被人们铭记在心，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征服者。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主要是他们能在相当宏大的规模上行使权力，以致能相当大地影响他们国家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影响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丘吉尔是尼克松称颂的“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丘吉尔年轻时跟他的一个朋友谈到过生命的意义，他说，“我们大家都是虫子，不过，我认为自己是一只萤火虫。”担任首相后他在一次演说中说：“具有雄狮之心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遍居全球的民族（指英国）。我应召出来大吼一声，感到荣幸。”尼克松因此而评论说：丘吉尔认识到自己的命运所向，而且对此深信不疑，这成了他毕生的动力。其实，不仅丘吉尔如此，可以说每一个历史伟人都是如此，他们充满了使命感，无论正确与否，他们人人都相信自己在为一个伟大的事业效荣，都相信自己对推动历史前进应承担的使命。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是一切伟大人物的显著特征。拿破仑在滑铁卢失败后被囚在圣爱兰岛，他曾经口授了一个“给儿子的遗训”，在“遗训”中，他特别强调历史使命感就是“心灵深处的神圣火焰”：我的儿子应成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人，一个忠诚于我在各种赢得胜利的那个事业的人……但是，如果他在心灵深处没有那么一股神圣的火焰，没有那种唯能实现伟大事业的对于善的热爱，那么你对他所说的一切，或他自己所学习的一切都将对他没有多大用处。我希望他能无愧于他的命运。正因为“伟大人物”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所以他们都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孜孜追求”权力。权力就是创造历史并推动或阻止其向某一方向发展的历史机缘。以致尼克松，这位自己担任过美国总统，又详细研究当代各国伟大人物、写了很有影响的《领导者》一书的作者，也不禁写了这样的一句：导致领导人成功的还有种种运气的因素，其中机缘是最关键的因素。德国历史学家海因茨·赫内提供了希特勒上台前一些鲜为人知的有关“运气”情况，其中还谈到了“算命先生”的影响和作用。1932年12月，希特勒在写给他的一位亲信的信中说，他的对手过于强大，他对于争取组阁“几乎失去了胜利的信心”、“放弃了一切希望”，这时，他求教了一位算命先生，这位算命先生在1933年元旦写了一首预言诗给他：通向目标之路仍未畅通，合适的助手尚待集中。但在3天后，形势将通通变样。而在月底前的那天，你将时来运转，目标在望！不会有雄鹰领你上路，只有蛀虫给你开道。腐朽、凋谢的一切都将倒地，屋梁已在劈啪作响！3天后，1933年1月4日，希特勒与巴本会晤，果然开始了转机，而到月底前即1月30日，这个年方43，年青时一事无成的流浪汉，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只是无名小卒，这个留有卓别林式胡子有点滑稽的煽动家，而且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的希特勒——真的令人不可思议地担任了德国总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一开头就强调了自己的命运和使命感：今天在我看来，命运竟然选择莱茵河畔的勃劳瑙作为我的出生地，似乎是一种天意。因为这个小小的城镇座落在两个日耳曼国家的边境上，而我们年轻一代的人至少已把竭尽全力统一两国作我们毕生的工作。在我看来，这个边境上的小城市成了一项伟大使命的象征。八．在科学与迷信的交点这实在是个奇怪的小孩。他一点也没有其他儿童的那股热闹劲。教师送来的成绩报告单，他父亲看了很痛心。教师告诉他的父亲说，这孩子智力迟钝，不喜欢同人交往，老是糊里糊涂地在自己的梦呓中游荡，以致大家叫他做“孤独的小老头”。这个迟钝、孤独的小老头，就是后来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爱因斯坦。1930年，他50岁，即孔夫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写了一篇概括自己基本信念的文章《我的世界观》。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第一句话就是惊叹“命运多么奇特”！可见，他对命运的体验之深：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自从西方文艺复兴反对中世纪宗教迷信而提倡崇尚理性以来，科学界的主流对于神秘的宗教体验一直是作为“宗教迷信”来对待的，而爱因斯埋不但公然表明自己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而且说明神秘体验与真正科学并非水火不相容，甚至还是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感情”！我认为这对于科学发展史是又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否可以说，科学是对宗教神秘的一个否定，而爱因斯坦的观点体现了“否定之否定”呢？我想，无论怎样，我们对神秘的经验或现象，应该采取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吧！爱因斯坦既然对“命运”感到“多么奇特”，那么，他对于占星学抱有兴趣则是很自然的事了。法国1985年出版的《星座与你》一书的扉页，就印有爱因斯坦的一段语录：占星学是启迪自我的学问。由于它，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对之深深表示感激。地球物理学讨论了恒星和行星对球的作用力，反过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占星学着重表述了恒星和行星（对人）自身的力量。正因为这样，对于人类生活，占星学是生命的一种有益配剂。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1986年71岁时在以第三者口吻所写的“自述”中，也是一开头就是表达对自己“幸运”的喜悦：萨缪尔逊真是一生幸运，总是待遇优厚、工作轻松。聪明的少年时代，深得父母的赞赏宠爱。他天生就适合做学问，经济学好像是为他而生。他热望的每项荣誉都很早降临到他身上，在大学时代就获得社会科学奖章。1970年（55岁）成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美国人。他在学术上所获的各种奖，是在神奇森林中所得到的不可思议的猎物。被西方史学界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晚年和一位电台主持人厄本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当厄本称颂他有强烈的好奇心，并且说“你的好奇心就是寻求一种统率一切的观点”时，汤恩比说：我的好奇心引导我对自然、对命运的含义（假如真有命运这种东西的话）、对整个存在的好奇。换句话说，对我来说，历史是进入宇宙和试着理解宇宙的途径。每个人都有生活是神秘的感觉，每个人都在某种范围内试图理解不可理解的东西。

延续几个世纪的目光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人类大概都有窥视他人内心隐秘的癖好，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人相互凝视，都希望能深入到对方的内心深处去看个究竟，真可谓是相看两不厌。

??西方人人的精神，这真是一个既新鲜又古老的话题，古老得我们不得不再次走进故纸堆。在它的角落里撒落着千百年来形形的西洋人留下的目光碎片，将这些目光碎片连续起来，便足可以延续好几个世纪。从这延续几个世纪的目光里，他们究竟看到了些什么？从他们的目光里我们又能看到些什么呢？

??一、温和的异

??我们常说两人相见第一印象最重要，那么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如何呢？

??在柏朗嘉宾眼里，中国人都是些友好的异。

??在马可·波罗眼里，中国人善良恬静。

??在门多萨神父眼里，中国人温文而有礼。

??看来，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并不赖。

??虽然西方早在公元前就有了关于会养蚕织丝的东方民族的的种种传说，但他们真正与中国人接触还是在十三世纪左右。历史记载中那时至少有位欧洲人到过中国，其中绝大多数是教士，还有商人。他们的游记、书信、记述中的蒙古大汗统治下的契丹人的形象，是欧洲中国人形象的起点。

??中国人首先是以异的形象出现在西方人的眼里的。那时的西方人都是些虔诚的徒，在他们眼里，中国人虽然享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却无一例外地都是异，这让他们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

??年，方济会修士柏朗嘉宾受教皇指派出使鞑靼，回国后，他写出《蒙古行记》。在著述中，他提到一个叫“契丹”的国家，“那里居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他发现“他们都是异。他们也声称拥有自己的圣人”，他们“信仰永恒的生命，但却从不任何洗礼”。而那却偏偏又是一个物质文明非常发达的地方，世上竟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没有接受的洗礼，但却在享受着西方人也不曾享受的美味与华服。这让西方人难以置信，极为震惊。

??门多萨神父在其《大志》中不无悲痛地写道：“最令徒伤心的是，在这样一个富饶美丽的国度里，聪颖灵巧的竟因为不懂上帝的真理而变成愚昧的偶像崇拜者。”他们把一些人尊为圣人，也拜魔鬼，他们可以说没有什么宗教信仰。“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困惑，甚至陷于深深的沉思而不能自拔。”对中世纪那些虔诚而狂热的徒来说，异就是他们的死敌，柏朗嘉宾和门多萨的话已显露出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与敌视，这种偏见与敌视深埋于思想的深处，它主要来自于文化的巨大差异性，而不是个人的好恶。

??但是一回到世俗的视角，中国人的形象立即变得美好起来。中国人虽是异，但他们却不同于的死敌撒拉逊人、印度的魔鬼，他们是温和、友好的，他们有着优良的文化、很高的素养和美好的品质，在世界的所有民族中，他们是与欧洲人最为接近的。

??柏朗嘉宾在批判了中国人的异行径之后又补充说：“他们爱戴徒，经常大量施舍。他们表现为通融之士和近乎人情。他们所操的语言也甚为独特。世界上人们所习惯从事的各行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从这里我们似乎听不出太多的仇恨的声音。不仅不仇恨，甚至还有几分赞扬之情呢。

??与传教士不同，作为一个商人，马可·波罗更具世俗色彩。在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里，通篇都是对中国人的赞美。他写宋朝的皇帝“性情温和、行为仁爱”。苏州人“民性善良怯懦”，机智能干，具有商业才能。杭州人“性格和平”，“民性恬静温文”，品德忠厚，邻里间友好和睦。友善好客，“对那些来这里经商的异乡人，也一视同仁，竭诚相待，随意邀请他们到家中作客，表示友好。”男女间相互敬重，“男人对自己的妻子，表示很大的尊重，没有妒忌和猜疑。”中国完全是一个世俗的乐园，生活在这个乐园里的中国人个个都品性良好。

??西方人就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中开始走近中国人。显然，从一开始，中西之间巨大的宗教文化差异便已显现了，这种差异性是带有根本性的，这意味着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另一方面，一旦除去这种意识形态的藩篱，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便立即明亮起来，甚至对中国人有几分亲近与迷恋。马可·波罗时代对中国人的描述虽然半真半假，但是他们对中国人的这种态度却似乎一直影响到后来。在以后的岁月里，西方人对中国人或赞扬或怒骂，种种矛盾与纠缠在这时已有了预示。

??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有一个由传说到现实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两部著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便是门多萨神父的《大志》和利玛窦的《教远征中国史》（即《利玛窦中国札记》）。

??年，教皇十三世授命虔诚而又学问渊博的门多萨神父编写一部中国历史。这位神父可称得上是一位中国迷，他终生的愿望便是能亲自去中国，却始终未能如愿。但看来主对他还是眷顾的，他被授予写作中国史的使命，两年以后，《大志》出版了。《大志》的出版是欧洲中国形象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提供了系统而充分的中国地理、历史的知识，并树立起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的一种新范型。

??为了福音更好地进入中国，门多萨神父在其著作中尤为关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书中叙述了中国人的外貌与秉性，中国人都身体健康、心灵手巧、聪明开化。“他们都是伟大的发明家，勤劳而工巧”。中国人有自己的人生观，“中国人是心智最高的人种。他们有一套自己关于天地起源，人类诞生的看法。”中国人自足乐观，“他们是个喜欢宴乐的民族，什么时候都避免悲伤。”中国人不喜欢战争，“中国人有一条法律：既不在自己的国家挑起战争，也不侵略别国。”书中详述了中国的婚礼、丧礼、节庆中的各种礼节。书中也写到了中国人的酷刑与迷信。《大志》在欧洲广为流传，中国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清晰了。

??年《教远征中国史》（即《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出版，利玛窦以其亲身经历详尽描述了中国人的形象。在他的笔下，中国人勤劳、多才多艺、温文有礼、尊师重教。同时也指出他所见的中国陋俗，诸如迷信、算命、炼丹，溺婴鬻女，酷刑枉法以及中国人普遍的多疑与怯懦。

??在中国的生活使利玛窦有机会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他对中国人的认识在当时也时最为客观与全面的。然而，时代已经不同了，17世纪的欧洲文化不需要这样一个过于庞杂不清的中国人形象。那些试图开启人类理性之门的思想家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关于中国人的理念，至于它是否真实则无关紧要。

??二、中国人成为理念

??泰戈尔说：“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崇拜得五体投地，至少也得承认他们帝国的治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优秀的。”

??孟德斯鸠说，气候使中国人变得懒散、怯懦，中国“是世界上是会欺骗的民族”，“中国人贪利之心极浓”。

??他们所说的是真实的中国人吗？是与不是，真实不真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这样一个合乎西方人思想的理念。

??呵，无论是推崇还是贬低，都只不过是一个思想的幻象。

??17世纪最后20年里，一个孔夫子的中国出现在西方。

??年，柏应理、殷铎泽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一书在巴黎出版。其中包括孔子小传、《论语》、《大学》和《中庸》一些篇章的节译。此书风靡一时，使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了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孔夫子的思想。正如伏尔泰所说：“欧洲王公和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在其后的一百年的启蒙运动中，人们发现中国人的思想竟成为思想家们行进的队伍的一面耀眼的旗帜。孔子的礼制、孟子的仁政，儒家哲学所代表的唯道德主义的中国文明，此时都成为欧洲的文化理想。

??白晋神父在《康熙帝传》中将康熙帝描绘成空前伟大的君王，他具有完美无缺的德行与智慧，公正、勤勉、节俭、仁慈、好学而知识广博。年，约翰·韦伯著文劝说英王查理二世效法古代中国施行仁政。年，德国数学与自然哲学教授沃尔夫做了“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在演讲中，沃尔夫高度赞扬了中国儒家精神以及历史悠久的道德智慧与治国才能。

??于是，西方人在对中国理性的向往中，把中国人当作学习、模仿的对象。在法国，18世纪第一个元旦，法国王室举办化妆舞会，参加者竟不约而同地化妆成中国人，以显示自己德操高雅。年春分那天，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模仿康熙皇帝，扶犁扬鞭，下地耕种，昭示百姓勤奋劳作，以慰天灵。

??在这巨大的思想光环的环绕下，中国人变得几乎完美无缺。

??伏尔泰曾以热情的诗句颂中国的哲人王：

??伟大的国王，你的诗句与思想如此美好，

??请相信我，留在吧，永远别来吾邦，

??黄河岸边有整整一个民族把你敬仰；

??在帝国之中，你的诗句总是如此美妙；

??但要当心巴黎会使你的月桂枯黄……

??他还改编了一出中国的戏——《中国孤儿》，以阐释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他说：“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崇拜得五体投地，至少也得承认他们帝国的治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优秀的。”

??但是，中国人的完美形象并没有维持太久。到18世纪后半叶，当伏尔泰等启蒙主义者们将中国奉为一种浪漫理想并达到极端时，否定的力量也同时出现并开始强大。年，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古老、僵化、衰落、残暴。

??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这样的国家里的中国人人性邪恶，没有荣誉感。中国的气候使中华民族趋向于懒惰涣散、懦弱顺从。他对中国的礼教进行了理性的，他认为在中国“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了礼教也就了一切。恪守礼教并没使中国人变得诚实可信，“在中国，欺骗是允许的”，中国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中国人“贪利之心极浓。”在那个时代，对中国形象的否定要以孟氏为甚了。

??黑格尔则说，“历史必须从中国谈起”，可中国停留在历史之外。在中国，个体没有性和。中国民族的性格特征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的伦理、道德、情感、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都离它很远”。

??中国人的精神一时成为西方人借以论证自己的思想的活例子，开明君主制的倡导者还是革命主义者，无论是重商学派还是重农学派，都能从中国人身上找到或正或反的证据。

??不过事实上，在这些思想家的阐述中，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中国人都只是作为一种理念而不是现实而存在。正如培根所说，人类的意愿与情感随时随地干扰人的理解力，人们希望什么是真的，就会相信什么，甚至会为自己的愿望而拒绝真实的经验。此时他们所叙说的中国人已离现实中的中国人相去甚远了。但是他们毕竟都是曾经影响历史进程的思想巨人，真也好，假也好，他们对中国人的这种看似理性的无疑在西方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从天堂到地狱

??13世纪末出现的《马可·波罗游记》里的中国人温文尔雅，道德高尚。

??而到了19世纪末史密斯写作《中国人的性格》时，含有贬义的“中国佬”一词已根植于西方人的语言之中，“‘中国人’这一恰当的词却被排除在外”。

??年时间，真可谓是沧海桑田，中国人对西方人由蔑视到仰视，而西方人对中国由仰视到蔑视，这变化是何等的巨大，又是何等的悲哀！

??我们不能不承认近代中国的落后与愚昧，要求别人对我们始终保持崇拜与仰视，那只能是自欺欺人。终于，历时两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热情在一场革命之后荡然无存，突然到来的革命打破了开明君主制度的美梦。一度辉煌的中国形象完全黯淡了，丑化了。令人吃惊的是，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前后差距竟会如此之大，中国人突然就从光明的天堂掉进了黑暗的地狱。

??年，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遭遇“跪礼”之辱，出访无功而返。关于中国人的恶劣印象得到“现实的”证明并迅速在西方传播开来。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开始改变了。同一年，孔多塞在其《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画卷这概述》中认为，中华民族是停滞、平庸、屈辱、充满偏见的民族。在乔治·安森的《环球旅行记》中，中国人欺诈、贫困、堕落、愚昧无知又冥顽不化。

??中英首次交战，中国一触即溃、俯首求和的现实，使中国的声誉一落千丈。此后，许多西方人处处以十足的优越感自居，傲慢地对待中国的一切，随时随地都流露出轻蔑的神情。年英国海军军官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中国是个愚昧而又骄傲自大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力的国家。

??战争，西洋炮舰战胜东方刀矛的必然结局，“天朝上国”败于“蛮夷小邦”的现实，引起了中西双方彼此在认识对方的观念上发生了逆转。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西海岸掀起排华浪潮，“论”盛极一时。年美联邦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派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前往旧金山取证。事后集成由余人的证词组成的长达余面的《调查中国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其中我们看到人类最可怕的种族歧视与仇恨。

??问：从社会方面说，他们是不是一个比非洲种族更优秀的种族？

??答：不，先生，他们并不比非洲种族优秀。在我看来，他们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

??问：据我了解，你刚才是说，中国人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有智慧的动物中是最低劣的？

??答：我认为，再没有像中国人这样低劣的了。在非洲的若干地区，智力的标准比较低，但是道德的标准比较高；就是说，他们是比较诚实的。这些人（中国人）却已经达到了四千年罪恶的顶点，达到一种文明——这种文明是由于人口过剩产生的——的罪恶的顶点。

??就连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说中国人是一个“不道德的、堕落的和不可取的种族。”在那时的美人眼里，中国人是天生的低等动物、奴隶、乞丐、残的恶棍。那时有关中国的历险小说总是演绎着同样的与歹徒的故事。恶棍总是中国人，他们凶残狡诈、无恶不作，总是试图污辱白人妇女。危急时刻，白人英雄出现了，最后将中国恶棍绳之以法。在十九世纪及其以后的西方文艺作品里，正面的中国人形象已很少出现了。

??至19世纪末史密斯写作《中国人的性格》时，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称呼已无一不是含有贬意的“中国佬”了。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人看不起，这真是每个人都应牢记的至理名言。

四、解剖中国人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永远是一个迷；任何个人，无论他的知识面多宽，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的全部真实情况，中国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矛盾体。”一个世纪以前，亚瑟·亨·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导言中这样写道。

??“中国没有，也没有事实。”70多年前的美国人如是说。

??“中国人究竟是什么德行”？西方人迷惑不解，他们试图解剖中国人。

??说来也奇怪，在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少的时候，在世界上却悄然兴起了汉学。西方人曾从马可·波罗那里听说一个神话般的契丹人，在门多萨那里将信将疑地得知一个半传奇、半历史的的臣民。耶稣会士、启蒙主义哲学家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乐园，中国的开明君主，宗教宽容、以及孔夫子的智慧，都曾令西方人困惑、仰慕、惭愧。而在英国海军军官安逊笔下的中国人狡猾、肮脏、堕落。战争以后中国人的形象变得丑陋不堪。中国人究竟怎样呢？有关中国人的争议在西方冷寂了一个多世纪以后，西方人重又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人，这次他们把焦点集中在了中国人的精神层面，试图以真切的实地考察和理性的思维去解剖迷一样的中国人。

??利希霍芬，德国地质学家，年首次来华，后来得到上海英国商会赞助，在中国内地作了七次考察，足迹踏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最后著成《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六卷本。中国人自古夸耀自己地大物博，到头来自己的第一本人文地理书却是由一个西洋人来完成，这不也是很可悲的事吗？利氏对中国人没有一概而论，在书中他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中国19个省的人的性格特点。他写浙江人的柔软、湖南人的军事精神、江西人的小家子气、山东人的朴实和善，凡此种种，无不细致入微。

??阿瑟·史密斯，美国入华传教士，汉名明恩溥。他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内容年在上海的英文版报纸《华北每日新闻》发表，轰动一时；在纽约由弗莱明出版结集出版，又被一空。这位博学、不无善意的传教士力图以公允的态度叙述中国人。他在中国生活了22年，他看到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及其暖昧性。他为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了20多种特征，有褒有贬，并常能在同一问题上看到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中国人的性格》是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同民族性格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不仅影响了西方人

??对中国人的看法，甚至影响到中国人对自己的评价与认知。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都曾专门点评过此书，中国后来所出现的对国民性的反思思潮，与此书的影响不无关系。我们后来常说中国人“死爱面子”、“因循守旧”、“知足常乐”诸如此类，殊不知，这些有关中国人性格特征的概括性的语言却是出自于多年以前的一个西洋传教士的笔下。

??大概受了《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影响和义和团运动的，至20世纪初，在西方，有关解读中国人的著作多了起来。

??麦高温，英国传教士，年来华，他精通汉语，著有《中华东帝国史》、《华南写实》等著作，年，其所著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出版。这是作者关于中国文化的代表作，纪录了清末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状况。其中对中国人的观察角度刁钻，三教九流、风俗习性，尽入笔下。虽然书中不无中国人的灰暗面，但调子已开始变得明朗，“他们确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民族，在充满欢乐的时刻，在笼罩着悲哀的时刻，以及在激发起正义感的时刻，他们都证明了自己真正拥有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品质。”我们发现，即使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西方人一谈起中国人的精神与品质，仍不乏赞美之情，这或许正是中国人精神的魅力所在吧。

??其后，又有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罗斯所著的《变化中的中国人》问世，书中主要纪录东西文化在中国的冲突，对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予以了较为深入的与评价。

??第一次次世界大战使西方陷入了普遍的精神危机，西方在没落，而东方文明或可成为拯救西方的一剂良药，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能与西方文明相区别、相冲突的文明也只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了。在这样的背景与视野之下，中国人的精神似乎有再次放出异彩的征兆，中国人的形象似乎要变得光明起来。罗素访问中国，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并著《中国问题》探讨东西方文明的异同，杜威、内山完造纷纷评说中国人。

??年10月罗素抵达上海，他是带着寻找人类精神的新希望的理想来到中国的，他说，此行“带给我可怕的心灵痛苦，觉得西方文明的希望越来越微。正是在这种心境中，我到中国去寻求新的希望。”他比较中西方的文化，认为“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他来到中国，从中国的苦力身上发现了“下意识的美感”，从中国人的生活中发现了西方所缺乏的“生活的乐趣”。虽然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到了中国面临的问题和中国人的麻木，但他所看到的更多的是优点，在他眼里，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更有耐心、更为达观、更爱好和平、更看重艺术，他们只是在杀戮方面低能而已。”

??罗素的这些赞美之词使我们感觉似乎又回到了启蒙运动的时代。所不同的是，此时，西方人对中国人已有了几百年的接触与了解的历史。我们不能说这些西洋人对中国人的描述与是没有偏见，是完全准确的，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其剖析的深刻。在他们之前，恐怕还没有哪个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性格与精神有如此详尽与透彻的认识，至少从留到后世的书本中我们找不到。

??五、说不尽的中国人

??山重水复疑无路，中国人的变化太快，西方人两眼迷朦，总也赶不上趟。

??改革开放、全球化和“中国热”使西方人再次获得近距离观察中国人的机会，正可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赞扬与贬低、“”与“破产论”，在这山重水复间，历史似乎又来了一个轮回。

??呵，中国人，真的是永远也无法将你道尽。

??二十世界的中国和世界，世事纷乱，西方人头脑里的中国人形象也是杂乱无章的。学者们在赞扬中国人的美德，而在老百姓的脑海里，拖着长鞭子的肮脏、卑贱的中国人形象还久久不能挥去。人就是这样一种主观性很强的动物，一旦对某个人留下了某种印象，这种印象就很难再改变。

??看似已比较清晰的中国人形象，到了二十世纪以后又变得迷雾重重，让西方人困惑不解。

??二次大战，中国突然成了美、英的盟友，的大幅照片被《时代》刊登，宋美龄成为美国的热门人物，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畅销美国。那个被遗望的、充满智慧与和平精神的中国人形象又复活了。

??遗憾的是，和中国战区令他们失望，当美国人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心境稍许平静下来，中国人的愚昧、与无能再次成为美人官员的口头禅。

??中华共和国的成立，接下来的土改、三反五反、“四清”运动、“文化大XX”在西方人看来更是一团迷雾。有如中世纪对异的疯狂仇视，资产阶级对世界上所有的红色都心怀敌意。在他们的描述下，中国人都成了疯狂的“红色妖魔”。而那时的西方学者和青年大都思想“左”倾，对中国给予同情和支持，对中国的“文化大XX”也抱以极大的热情。在他们眼里，革命的中国人是世界的希望所在。中西隔绝，再次回到想象与虚构的年代。

??20年转眼过去，中国的国门再次打开，突然打开的国门让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彼此都感到新鲜，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引进西方的知识与理论，西方人也对中国人充满了好奇。西方人终于看到中国人与前苏联人毕竟不同，他们“终于向资本主义迈出了第一步”，他们相信中国人正在走向西方。他们看到了中国人的某些“阴暗面”，但没有过多地指责。

??但后来西方人发现他们的梦想破灭了，在一场风波之后，中国除了变得更开放，更强大，其余什么也没有发生。90年代，中国代替了苏联成为了西方的假想敌。一时间，在一些人眼里，中国人成了西方最危险的敌人。尼克松提出中国威胁，《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等高呼“”的著作纷纷问世。我们自己也想不通，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咋就成了这样，这不得不让我们想起19世纪的“论”，历史似乎又来了一个轮回。

??全球化拉近了中国与西方的距离，经济的持续发展使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西方人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人。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西方老百姓对中国人的切身感受。

??最近报纸上一篇名为《老外人美德与陋习》的文章记述了许多在中国工作的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

??中国人对父母的关爱和对老人的尊敬更是让许多“老外”啧啧称道。

??在西门子分部实习的德国学生斯文·科切纳对热心的中国同事十分感激。他说：“他们总是十分乐意地帮助我解决任何困难。在德国，同事之间的关系远没有这样亲密友好。”爱好旅行的他在旅途中向中国人问路，也总能得到耐心的解答。

??“总体来讲，中国人友好而乐于助人，彼此之间也尽可能相互扶助。中国也有，但和好心人至少会给他们提供食物和避难所。在一些西方国家，无家可归者和乞丐要比这儿多得多，”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澳大利亚人约翰·伊文说。

??然而，为一家中国媒体工作的新西兰人格雷格·卫切莱则指出，虽然中国人在小体中保持温文尔雅，在人多的公共场合却常常表现得有失风范。

??在拥挤的大城里，人们对秩序的视若无睹已经惹恼了很多“老外”。卫切莱说：“每当我排队等候上车、票或在快餐店点餐时，总看到有人插队。”

??无论是褒是贬，至少西方人人的眼神终于变得平和了。中国在变，中国人的精神在变，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的精神也在变。

??有这样一组关于西方人评价中国人的词语，虽然简略，却可看出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的大致的样子。褒义词：勤劳、节俭、友好、好客、有人情味、工作努力；贬义词：世故、没有礼貌不文明、冷漠、虚伪、爱面子、拜金。如果要列举的话，这种词还有很多

为什么科学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被叫作李约翰难题。

由於中国哲学是一种仁爱中庸哲学，

实在具有乐观的包容性质，中国哲学不断吸

取包容各家，如墨家、儒家、道家等思想，

以广大自己的哲学论。

也因中国哲学的包容性，令其思想缺乏组织

力量和思想保守，不肯以逻辑分析事物，

以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

如从前是中国发明印刷术、指南车等，

只因中国哲学的重文精神过於逻辑推理,

以致这些伟大发明最后由西方发扬光大。

我想，他所说的哲学，不外乎是孔子所提倡的那种伦理，例如中庸之道，例如凡事不乱想，凡事依照圣人的话去做。

在这样的意识下，谁人会提出偏激的言论？除了王安石（人言不足畏，天意不足惧），我真的很难多找几人。而且凡事依照圣人的话，就没有独立思考，更何况，中国从来都不提倡别人问「为什」：什为什？古人是这样做的你就照做，别人是这样做的你也照做。

为什么科学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被叫作李约翰难题。在我读过的资料里是说，中国有技术，却没有将技术演化成科学理论的理性思维，而这一点偏偏在西方的古希腊早已发芽。我想，这也是久缺问「为什」的习惯所引起的。

曾有社会学家认为，中国的人口繁多，使得人们不得不把所有力气花在农业的技术上。可是，西方在白银流失去中国的情况下，不得不把所有技术都花在工业上，因为西方的人口太少。因此，科学也就在西方发起上来。

我一直觉得，和很多中国人说话，只能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一旦讨论到正经的话题就会觉得很累，因为对方有可能把生活体验、《故事会》情节、甚至他的妈妈的姑妈的侄女的表弟的邻居辗转打听来的事迹，缠夹了似是而非的理论一锅端上来，这个时候，你只能保持沉默，或者以诡辩对诡辩，虽然，正确的做法也许是“我们回到形式逻辑的平台上讨论好吗？”，但实在无趣。

总的来说，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缺乏抽象思维能力。这个话题，应该从我们祖上的哲学说起。中国哲学缺乏形而上学，并因此导致了思维方式的落后，具体体现在思维方式没有演绎和归纳以及形式逻辑的缺失。

人类知识的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归纳和演绎。从具体的现象中归纳出抽象的假设，再以归纳为前提演绎到具体中去，这是现代科学的必经之路。但我们祖上在这方面一直处于低级蒙昧状态。以几何学的“勾股定理”为例，虽然我们的中学教科书里说我们祖上早就发现了“勾股定理”，但事实上，我们祖上的定理只是“勾三股四弦五”这么一句话，也许我们祖上从大量的土木工程里发现了具体的实例，但是，因为归纳能力的确失，只能很原始的说一句“勾三股四弦五”，离定理差得远了，更不具备广泛演绎的基础。

粪粪们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姑且不论这发明对于人类是否有我们吹嘘的那么神奇，我们只需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四大发明”都是宋以前的，宋之后的一千多年，中国人全部白活了？原因很简单：四大发明全部是偶然之中发现某物具备某种实用功能，是偶然所得，中国当时具有全世界最大劳动人口基数，因而四大发明发生在中国是大概率事件。一言以蔽之，四大发明并不需要太多抽象思维能力，而抽象思维能力的缺乏，使中国一千多年没有科技发明。

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是他们出色的抽象思维和严密的逻辑的必然结果，而他们的思维和逻辑必然要上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等先贤在哲学上的出色成就。几乎同一时期，也是中国哲学的鼎盛之期，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祖上的哲学给我们带来什么：

中国的哲学著作里虽然也有《论衡》之类“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但这本书错误百出，影响也不大，因此略过不提。中国哲学的中心思想，几千年一以贯之的就是四个字“天人合一”。所谓的“天人合一”，其实是原始蒙昧阶段宗教的残留而已。今天，如果整理少数民族落后地区的民间故事，我们大致还能看到某某英雄或者神灵倒下了，头发变成森林，血液或者小便变成河流，乳房变成山峰之类的传说，这和“天人合一”异曲同工。

我们再具体参观一下中国哲学的典籍。《易》因为“文王拘而作”又因为是至圣先师的最爱，所以一向被奉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圭臬。十年前，《易》大盛于中国，常常有人面作平静状说“最近读《易》”，俨然高人模样。我也赶时髦花过点时间，最后却发现《易》确实天下第一，不过是天下第一搞脑子淘浆糊巨作。我也在疑惑中请教过号称读懂《易》的“大师”，结果他们说来不是庸俗人际关系学心得就是淘浆糊的呓语，我也只好坚定自己的观点了。

老而弥坚的杨振宁先生，曾经声称他解决了李约翰难题，即中国近代为何科技落后，杨的解答拿《易》说事，说原因是中国文化只有归纳没有演绎。这个解答让我很怀疑杨是否读过《易》？《周易》中的所谓的“归纳”是如何进行的呢？人们在占卜之后得到某种卦符和某种变爻，然后按照这种卦符和变爻去找到相应的卦名、卦辞和变爻的爻辞，然后再根据占卜者的愿望，按照与卦名、卦辞、爻辞中的“易（变）”、“象”、“数”等的相关性，由此作出“归纳判断”。这种“归纳判断”的过程，可以说全都在主观观念的符号中打转，明显与任何自然客观的实践经验均毫无关系。这基本上决定了上述“归纳判断”的无效。如此无效的“归纳判断”除了用来算命和自欺欺人，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任何哲学、科学思考的价值。

形式逻辑三大定律的“相对律”，要求在客观对象与主观观念之间必须始终满足同步运行的相对律的经验条件或经验前提。换言之，主观观念和客观对象必须一一对应，并且在归纳过程中不得变更。《易》的归纳过程违背“相对律”，事实上就是放弃与客观自然直接相关的实践经验，而这却是惟一可能获得有实际价值（效率）的归纳判断的前提。而放弃了有效的归纳判断，事实上也同样是放弃了有效的思维。孔子及其后学所编撰的《易传》（又称“十翼”），事实上几乎全都只是在《周易》（卦符、卦名、卦辞、爻辞等等）的符号陷阱之中折腾，仅仅出于臆想地进行着（与占卜者的实践的自然经验毫无关系的）“归纳判断”。很显然，这样的“归纳判断”全都只能是毫无实践意义的无效“判断”，如此的“无效判断”都能被杨大师认为是“归纳判断”，我只好怀疑他根本不读《易》。

再看近年走红的另一部传统哲学典籍《道德经》，虽然它一开篇几句话唬住很多人，但是《道德经》吸引人的地方，只在于“逻辑悖论似的辨证观念”，说的通俗些，无非是寻找和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相反的悖论，比如“刚”和“柔”，“强”和“弱”之间的不在同一时态下的状态转换，达到一种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娱乐效果，这样使阅读者有智力上的收获感，从而得到貌似思考的快感，当然，这种快感只对智力不全者有效。

典籍都如此，可以想见其他的文字是多么的没脑子了，难怪，几千年来，未尝见中国有几篇逻辑严密推理完整的好文章。满目故纸，全是蛮不讲理和胡搅蛮缠。－－－－其实流弊至今，毛某人的讲话强词夺理不知所云狗屁不通，偏偏很多人欣赏不已觉得别有风味。

最后，借李泽厚先生的一段话作个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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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辩”如孟子，常常违反形式逻辑，仅以气势（情感力量）逼人；清醒如荀子，也以无实用价值而反对名家；道家强调的恰恰是逻辑悖论式的辨证观念；法家如韩非着重的更是现实功能的“逻辑”。从孔子起，重视的都是“名（概念）”与“实（现实）”的关系，是“必也正名乎”，而不是“名”自身独立发展的价值；而其根由则在于，天人不分的巫史传统，没有可能从独立科学基础上发展出高度抽象的“先验”观念和思维方法。这使得中国人的心智和语言长期沉溺在人事经验、现实成败的具体关系的思考和伦理上，不能创造出理论上的抽象的逻辑演绎系统和归纳方法（墨辨略有而失传）。汉语缺少抽象词汇，哲学缺少形而上学，思维缺少抽象力度，说话作文不遵守形式逻辑，计算推演不重视公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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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人类个体的心智发育阶段来比拟，应该说，不具备抽象思维能力，思考不符合形式逻辑，是发育未完成的标志。童真的孩子往往用“奇怪的逻辑”思考，因为他们还没形成完全的形式逻辑能力，在孩子，那是他们的童稚和可爱，但如果一个成人，你只好认为他变态了，如果整个民族如此，那就是恐怖了。

恐怖，不仅体现在科学文化的落后，而且引起政治经济制度的落后，抽象思维能力是制度设计和改善的必须工具。正是思维能力的落后，是中国从不知反思的重要原因。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只有王朝的更迭。确实如此，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只有成王败寇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模一样的轮回，因为这个民族从不懂反思而加以改进。不懂反思的民族没有未来。

我们的祖上，在人类最重要的哲学和逻辑思维能力上，几千年沉溺于发育不全阶段，当引以为大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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