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山西文化有哪些的一些知识点，和古代山西商人八字分析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本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

平遥县衙按照封建社会多年形成的惯例，官府必位于城的正中轴线上，北京的紫禁城就位于老北京城的正中子午线上，山西巡抚衙门（现省人民政府址）也位于旧太原城的正中线上。大约因为皇帝贵为天之骄子，替天行道，理当居中。各地命官受“天子之命”，领一方水土，牧一方子民，官府位居正中，当仁不让。再者衙门居中庸之位置，乃公平断事之所也。

县衙大门外隔道相对原有一照壁，本系循民俗所建，所以照壁以南称为“照壁南街”。县衙大门外右侧有“申明亭”，原修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州、县修申明亭，凡民间婚姻、田产、地基、斗殴等纠纷，须先在申明亭由各里长调解，调解无效者方可具状击鼓。实际上申明亭就是一个民事调解处。申明亭的设立也是明朝初年对诉讼程序的一项改革，解决了千百年来县太爷被民事纠纷所困，无法脱身去整治、发展一县之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业的陋习。大门廊下架设登闻鼓，立于洪武初年，百姓可击鼓上闻，申诉冤屈。大门外东原有“彰瘅亭”一处，初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现已恢复。是彰善瘅恶、端正社会道德风化之所。

县衙署大门以里，仪门以外，两厢为赋役房。据康熙四十六年（1707）《平遥县志》载，原为明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何其智在东侧修“寅宾馆”3间。万历四十八年（1620），知县杨廷谟在仪门外两旁修赋役房七间，应共计10间。光绪八年（1882）版《平遥县志》的“县治图”上，也绘着赋役房，每侧为5间。近年来县有关部门复修时竟错修为12间，东西两侧各6间。既不符合封建时代建房用奇数的礼制，又没有历史记载作为佐证，使游人一踏入衙署大门内，就心生疑问。这种不尊重历史文化内涵而单纯加速古迹景点复建的商业意识，只能遗患后世，贻笑大方。

赋役房，即县衙收取赋役钱粮的办事处。明清时期国家财政来源于向农民收取的田赋和丁银，田赋按农户拥有的土地以亩计收，丁银按人口计收。明清时期平遥城内分10个坊，农村分30个里、224个行政村、55个自然村。清康熙年间全县共有土地1016427亩，共有人口104822人，田赋折白银64177两，丁银7882两。多数农民只能交纳粮食，无法折交银两。

国家征收赋役钱粮集中在秋收以后，当时收交数额大，运输工具落后，只能肩挑、马驮、车推，为了尽快完成，县衙事先排定各坊里上交赋役的日期，集中在此办理。

赋役房以北，两侧各修小房一间，东为灶火，西为柴炭，供衙役人等自己烧水、做饭。

仪门即礼仪之门，建于明万历四十七（1619）年，是一座强化封建礼制的建筑物。按照封建社会儒教伦理，人的一切行为举止，都必须上下有别，贵*有等，不可乱礼逾制。在衙署中出入门庭也须遵循礼制。中门平时关闭，只在县太爷出巡、回衙、恭迎上宾、重大庆典时方才开启。平时走两侧便门，两侧便门东为“人门”，西为“鬼门”。一般人两门皆可出入，惟提审、押解犯人，必须走鬼门。

穿过仪门，就到达了大堂院。此处庭院宽敞，配有月台的大堂巍然高耸于正面。东西两庑各有房11间，统称“六部房”。初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部房之名源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三省六部”制。即隋唐以来，在皇帝专制下的中央政权机构内，设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负责立法，尚书省负责行政，门下省负责监察。明清时期更突出了尚书省的职能，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正职称“尚书”，副职称“侍郎”。各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为皇帝执掌不同方面的统治职权。使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井井有条。为适应这种完善而严格的行政程序，各省巡抚衙门、府、州、县衙，都按六部形式设置对应的办事机构，即“六部房”，也称“六房”。这种制度使封建统治明细化，提高了国家机器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增强了皇帝对统治机构的驾驭效率，使封建制度及形式发展至顶峰。

“六部房”按照“左文右武”的礼制，东边是吏、户、礼房，一般由县丞分管，西边是兵、刑、工房，由典史分管。清代中期后，县级“六房”已不再单设机构了，虽不成建制，但吏员对六房之事仍各有专司，衙署中的各种文札、档案、账簿、器物等，仍按部别分别存放保管。

六部各房在明清时期各有所司。

吏房明清两代朝廷吏部负责官员的考核，办理官员的任免、升降、调派等手续。县衙的吏房则不同，主要职责有四：

其一是整理记录本县历任官吏的政绩和本县的特大事件，及时呈报上峰，当然是上天言好事了。同时，协助知县对本衙佐杂人员进行考核，奏销工食银等。

其二是调查登记在籍进士、举人、贡生等的家庭出身、品端德行、学识造诣等，上报府台，有的还可能转至督抚衙门、吏部衙门等，供叙用、候铨、即补官吏时参考，使各种人才能够引起朝廷的注意。

其三是调查本县人士在外为官的情况，以便载入史册，为本邑在外为官者出具给假、丁忧、服满复任等证明文书。同时也便于同其在乡近亲协调好关系，相互予以关照。

其四是承办捐纳官衔、封荫等事务。

户房职责有四。

首先是稽核全县各里甲的土地、人口，分配及收缴田赋丁银。收缴的钱粮按照布政使或府台指令，大部分征解上交到指定地方。留存本县部分移交“钱粮库”（大堂左侧），由县丞管理，知县支配。

其次是负责本县常平仓、丰备仓等县直粮仓的藏贮调用。组织各乡里交*检查各村的社仓、义仓，管理集市，缉查私盐。

第三是保管朝廷钦定的度（尺、步弓）、量（升、斗）、衡（秤、戥）具标准件，管理社会经济贸易秩序。当时的秤是每市斤十六两制，早年的计算口诀为“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等，就是用于十六两制秤的交易，即如果某物每斤的价格为一元，则每两合六分二厘五毫，二两是一角二分五厘。俗传旧秤每斤十六两象征十六星宿，即“南斗六郎，北斗七星，再加福、禄、寿三星”。经商者缺斤短两，就会自折其寿、其禄、其福，以此警示世人，倡导良好商德，也显示了古人的睿智。此等规制十分繁琐，解放后已改用十两制秤，现又改为公斤秤。但古版书籍及传统中医经典著作中，所用剂量仍是十六两制，切勿混淆。户房对收回的零散银两，上交前要熔铸为官银元宝，一般分五十两、十两两种，铸造模具户房保存，成色也由户房监制。然而明清两代铜钱币不得在县衙浇铸，由中央户部“宝泉局”统一浇铸，清康熙年间又特准各省设局铸造。

第四是根据知县指令，办理赈灾恤贫事宜。

礼房主管礼制、庆典、科考等事宜。

第一是主持、组织全县的重大庆典、迎诏迎宾仪礼，组织文庙、武庙、城隍庙、邑厉坛、社稷坛等官祭仪式。组织乡饮酒礼、迎春神牛酒席等常规礼仪。

第二是安排“县试”的后勤工作。县试即童生考取秀才的考试，朝廷对各县派有教谕（正八品）、训导（从八品）等命官，专司教育科举。他们主管县试的命题、阅卷、录取。还主管县学及全县的社学、义学，监督教学情况，端正生员礼仪。礼房胥吏在这里仅听从他们调派而已。但学田学产归礼房掌管。

第三是联系生员参加府台复试、省城乡试，安排廪膳生员的廪粮、赴考费用。派人为中式生员家中赶送喜报，组织为公车会试举子的送行仪等等。

第四是随时在彰瘅亭张榜斥恶扬善，强化儒教礼制，引导社会风气，制定乡规民约等。为进士、举人、义士、孝廉、烈女、节妇等进行申报、树立旗杆、修建牌坊、镌刻碑铭等，以彰优笞劣。承办捐纳功名手续。

兵房明清时代平遥没有常驻兵营，只在城西南40里的普洞关设有巡检司（后改铺兵司），由一名巡检（从九品）统领，有铺兵49名，均为本邑青壮年。他们守护关卡，盘查行人，维持社会治安。由兵房胥吏联系他们。偶有军队过往，也由兵房接洽。兵房还负责监造兵器并负责“武备库”（大堂西侧）的保卫工作。一旦政局不稳，县衙奉命办团练，也由兵房承办具体事务。“三班衙役”的管理操练、选送武举人员，也属兵房负责。

刑房刑房不是对犯人行刑之房，其主要职责有：

第一，负责审案文书的记录，负责整理归档，为知县查找国家刑典中的适用条款。根据县太爷指令，书写对有关人犯的拘传、查抄、起赃、传唤证人、封产、判决书等有关文札，以及大案初审的上报案宗。

第二，管理监狱（重狱、轻狱、女狱），监造并保管刑具、戒具。

第三，誊写朝廷新颁的法令、禁令及上司下达的通缉令等，张贴于城门、市井、交通要卡，晓谕百姓。

第四，组织医学值司人员为人犯诊断，核实伤情病情。率领仵作（法医）验尸取证。

工房主要职责为组织维修衙署、城池、官祀之庙宇坛台，修造官立牌坊，监修重大水利、桥梁、关隘工程。承办官银元宝浇铸，打造兵器、刑器。派员带领民工赴上级指定的重大工程工地完成劳役。

六房的职能基本上概括了明清时期知县的主要职责。以往不少人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封建社会知县的职责只是审案断狱而已，其实知县职责大致可以归纳为10条：管理田丁，征收税赋，劝导农桑，兴修水利，维护礼制，兴学育人，审案断狱，赈灾恤贫，维持治安，镇压反叛。《清史稿·职官三·县》载知县之职责为“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看来要造福一方，当好忠君爱民的父母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大堂是知县办理公务的主要场所，在整个县衙署建筑中，规模最大，上限最高，是衙署的中心和主题建筑。堂前配有月台，象征着皇权的高贵，威仪万千。

平遥县衙大堂为五楹厅堂，中间三楹为公堂，正中后方屏风上绘山水朝阳图，屏前为官台，上方有官阁，也称“暖阁”。阁上方悬有匾额，书“明镜高悬”。该匾之语，似为历代官阁之通用语。“明镜高悬”之典故，首见于《西京杂记》（汉刘歆撰）卷三：“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掩心而照之，则知痛之所在。又有女子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后人则以“明镜高悬”比喻官吏执法严明，判案公正，或办事明察秋毫，公平无私。官台是权威的象征。延续至今的开会时所设的主席台，似也有此内涵。座谈会则不设主席台，以示人人平等，可畅听欲言。类似习俗，盖出于此。

官台上设案，上置“文房四宝”、火签筒、惊堂木，官印盒置于右侧。当日知县升堂端坐，正好是升起朝阳的位置，表示日丽中天，王法公允。观者对古人之设计构思，不禁油然而生钦佩之情。

大堂内陈列着七品正堂的部分仪仗，也称“执事”。按照清代规定“知县，青旗四，蓝伞一，青扇一，桐棍、皮槊各二，肃静牌二”。（《清史稿·舆服志四》）知县仪仗没有“回避”牌，因为封建社会的县衙，就是最基层的政权机构，知县的职责便是处理本邑各种事务，无回避百姓之理由，知县应“与小民朝夕相处，勿使隔绝不通也”。（丁日昌《牧令辑要》第七卷）知府以上官吏，一般不直接受理民事，出巡时才有资格用“回避”牌。

大堂内东西两侧分别为“钱粮库”和“武备库”。

大堂外东侧是“赞政亭”。赞者参也，赞政亭也即参政之所。知县常在这里接待各里坊耆老、乡绅等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和告老还乡的官员等，以示“体恤民情”，实则为官吏同地方势力结盟之所。但清代不准未仕之有功名者过问政事。清顺治九年（1652）诏曰：“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大堂外西侧是“銮驾库”。銮驾是皇帝仪仗的别称，区区县衙，何来銮驾？查明洪武年间“迎接诏赦仪”规定：“凡遣使开读诏赦，本处官具龙亭、仪仗、鼓乐出郭迎。”（《明史·卷五十六》）因此各府、州、县都要准备迎接和导引“圣诏”的龙亭和仪仗。而这种仪仗即仿制皇宫之銮驾。平时不用，存放于銮驾库。清代仍沿用这种礼制。“銮驾库”之设置，当源于此。

大堂背后之二堂，自成四合院落，且同后面内宅相通，所以二堂院门也称宅门。看门差役称“门禁”，也叫“门子”。门子日夜值守，闲人免进，有事求见大老爷，须烦门子通禀。清代门子年俸银六两，但许多来访者为求方便，常赏其小费，这个职务当然是肥缺了。现代人讲“走门子”一词，恐出于此。

知县除每日上午辰时（九时左右）升大堂署理公务外，其余时间主要在二堂办公，处理日常公务，个别召见下属，秘密询问案件，会见来客等，所以这里没有大堂那种森严的气氛。引人注目的是二堂后墙东侧的一块“除暴安良”匾额，是清光绪八年（1882）邑人王希闵送给时任知县锡良的。此匾为原物，一直藏在二堂顶棚内，近年翻修二堂屋顶时才发现。这里有一段故事：锡良字清弼，蒙古镶蓝旗进士，光绪六年（1880）任平遥县知县，光绪八年（1882）调任阳曲县知县，同知衔。后因屡有政绩，升迁京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由湖南布政使升任山西巡抚。光绪七年（1881）冬，平遥县落邑村古董商人王希闵，在走村串户收买古董时，收到一副“铜”象棋，实际是纯黄金制作的，可谓一夜暴富。村中几名无赖听到风声，夜入王宅蒙面抢劫，未能得手。留下匿名信一封，威胁其交出象棋，否则将招来灭门之祸。

王希闵急奔县衙告状后，锡良派人微服私访，反复查证分析，并派人蹲守，终于将这帮恶徒擒获，并审出他们以往犯下的累累罪行，对他们课以重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王希闵更是感动不已，于光绪八年（1882）正月县衙开印后恭送此匾。

东侧墙上悬挂的“张仲遗风”匾，也是原物。是民国初年百姓赠给县知事（县长）吴洁己的。

二堂内东西耳房分别为“简房”、“招房”。

“简房”为县丞的办公处所。县丞为知县之助手，正八品。室内现陈列清代县衙作息制度，知县丁忧、俸满、封印制度。旧时父母亡故，子女需回家守孝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称做“丁忧”。为官者若遇父母亡故之事，需申报吏部开缺，居丧期满后，吏部将视情况而重新安排工作。汉民族之儒礼以孝为本（百善孝为先），所以丁忧期间连科考都不准参加，否则治罪。如子女身为武职，遇有紧急军情，或国难当头，或皇帝诏准，方得以“忠孝不能两全”而遥拜致祭。这里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中，汉民族儒教礼制对人们道德行为的规范。

“俸满”即指明清时代官吏任职满一定年限，则依例升调的制度。《清会典·吏部七·文选清吏司四》：“京官以历俸二年为俸满，外官以历俸三年为俸满，未俸满者不入俸深班推升。”

“封印”即知县每年春节前后有一个月的休假，届时，需停办公事而封印，封印日期由朝廷钦定。《清稗类钞·十二月封印》：“京师大小官署，例于每年十二月之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吉时，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

二堂内西耳房为“招房”，旧时为典史的办公场所。明清时代的典史无官品，即“未入流”。“掌稽检狱囚。无丞、簿，兼领其事”。（《清史稿·职官三》）典史职品虽小，但一般都由地方上之“闻人”充任。俗称衙门中的“四爷”（排在知县、丞、主簿之后）。有时知县外出或在封印期间，则由典史代行职权。清代已不设主簿，使典史的权力更加膨胀。有一首《十字令》，专门描写典史之虎威：

一命之荣称得，二片板子拖得。

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

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

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

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

典史出身杂流，常易专权，清代科举出身的知县对其提防甚紧，宁可信任师爷、书吏，不敢倚重典史。

“招房”现今向人们展示、介绍了清代的“养廉银”制度。清初官吏薪俸低微，难以维持生计。一品大员年俸银180两，正七品知县年俸银才45两。以权谋私、挪借公款之弊难以根治。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批准山西巡抚诺敏的奏请，把全国各地官府“火耗银”，全部收归国库，按官品补贴发给，以资养廉，故称“养廉银”。不在任就没有了，相当于当今的“职务补贴”。正七品知县养廉银每年为400两～2000两。根据县邑大小、赋税总额等拉开档次。官居边塞或不开化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区）者从优，也算一种激励机制吧。

二堂外两旁，分别是“钱谷师爷”房和“刑名师爷”房。

“师爷”既非官也非吏，是清代官僚制度产生的一种特殊名目，实为长官的“幕友”，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门人”、“食客”。清代从督抚衙门到州县官署，无处不有。他们有着比官吏更为显赫的声望和地位。他们没有正式的行政职务，但实际上掌管着衙门中案件的审判。县太爷称他们为“西宾”，他们尊县太爷为“东翁”、“东家”。吏役、百姓尊县太爷为老爷，尊称这些幕友为“师爷”。

穿过二堂即为内宅，内宅是明清时期知县的生活区，正房五楹，中间三楹为客厅，两侧套间各一楹，为书斋及卧室。客厅中正面悬挂匾额，上书“慎勉堂”，落款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知县杨廷谟。其实这个堂名是布展者无视历史的编造。清光绪八年（1882）《平遥县志》中，载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杨廷谟为修县志所作的《重修平遥县志序》，文中结尾落款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岁在庚申孟秋吉旦。敕授文林郎知平遥县事上谷杨廷谟沐手谨书于忠爱堂中”。杨廷谟当时的书斋称“忠爱堂”，即忠君爱民之意，符合封建社会为官者之铭。其实布展者当时若能稍微注意一下历史考证，就不会出此笑话了。

据《清稗类钞》云，明清两代，知县一律易地为官，不得携带家眷。至清乾隆年间，皇帝才诏令此规可破。因此以往知县五百里外易地为官，知府以上需到千里之外，就连教谕、训导也不得在本“府”境内任职。家眷也一般不得到任所探视，加之社会观念封闭，知县在处理公务之余，只能在这块小天地里看书、做文、吟诗、抚琴，生活单调枯燥，难享天伦之乐。不像当今之易地为官，每周五回府，周一上任，甚至每日驱车回家，早出晚归，充分发挥了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优势，体会不到封建时代易地为官者的苦衷。

内宅的东、西房为客房，有上峰莅临或同窗同科谊友来访，可做留宿之所。但上级送公文的信使，则只能送至二堂，不得步入内宅，更不能留宿内宅，只能在“寅宾馆”或“公馆”食宿，这大概也是一种等级制度吧。

平遥县衙中轴线上的最后一座建筑是“大仙楼”，上面供奉着守印大仙，即狐仙。清代官衙奉狐仙为守印大仙，不知何故。守印大仙木主为红底金字加云饰牌，带须弥座，外置神龛。

大仙楼是平遥县衙中仅存的原建筑物，故而地势偏低。原名观云楼，即知县每日茶余饭后观察四乡天气云晴之所，反映了古代平遥农业在封建经济中的地位。清代改称大仙楼。

县衙中轴线建筑，除仪门内至大堂的石牌坊外，尽管复建时出现了一些有悖于历史的错误，但基本上都重建起来了，重建历史遗址是很难不出错误的。根据旧县志图示，西侧还有牢狱、督捕厅、洪善驿、马王庙等尚未重修。东侧的土地祠、酂侯庙、粮厅、花厅、壮班房等已重修完毕，并向游人开放。

“壮班房”以及大堂月台下原有的“差役房”（东西对称，现暂未复建），是县衙里“三班衙役”之住所。所谓“三班”即皂班、快班、壮班。虽然都是衙署之差役，但其分工不同。皂班即皂隶，主司站堂、报事、行杖等内职。清代平遥县衙皂隶编制为知县用皂隶16名，县丞用皂隶四名，典史属下皂隶4名，洪善驿皂隶2名，接递甲皂20名。每名皂隶年工食银一律6两。快班即捕快，也分步快和马快，负责缉捕人犯。清代平遥县署设捕快8名，年工食银及草料银共134．4两。壮班即民壮，每年由当地百姓中轮派青壮年担任，主要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及衙署内劳务。每人年工食银6两。

除此之外，明清两代平遥县衙还有狱卒、轿夫、灯夫、禁卒、伞扇夫、库子、斗级、仵作（法医）等杂役，工食银也是每人每年6两。

“三班衙役”和杂役，其地位比胥吏更低，除壮班为良民百姓派子弟轮流服役外，一律被社会视为*役，投充者多为当地市井无赖。清代规定差役不得与良民结婚，其子孙三代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更不得做官。所以许多家族规定子孙不准充当差役，否则要削其族籍，不准入祠入谱。

差役们工薪低，待遇差，更无“养廉银”之说。但他们凭着手中的“传票”、“铁链”为本钱，在缉捕人犯、堂上行杖、押解犯人、查赃、催科、验尸等执行公务时，可以到处敲诈勒索百姓。真是“权之所至，不在大小”。清朝的纪晓岚说：“在百姓眼里，差役只比天子差一等而已。”清方大湜在《平平言》中列举捕役八大害：“豢贼分肥，纵贼殃民，勒索事主，妄拿平民，私刑吊拷，私起赃物，侵剥盗贼。”捕役们常用“贼开花”的招数，即有盗案发生时，信口诬指些殷实人家为窝主，顺便拘押，逼迫他们出钱“洗贼名”。也有借“起赃”为名去翻箱倒柜，顺手牵羊，甚于盗贼。更有甚者，收盗贼为徒，三七分成。

通过对平遥县明清两代旧县衙的开发研究，可以看到封建社会里，县级政权机构是直接接触老百姓的，其统治得力与否，关系着整个天下的稳定。明清两代在县级行政统治方面已有了一整套完善的经验了。首先是加强了正印官的权力，尽管下面设有佐贰官，如县丞、教谕等，各有所司，但政权最后都要统归于知县。官、吏、役等的等级特别森严，不许混淆。其次是从千百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办事机构，“三班六房”各司其职，还可聘用幕友，以保证知县统治权的有效运用。对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之职责、招聘、任期、役满出路等都有明确的规定。第三是制订了完整的基层政权的法规条令。除《会典》、《则例》中的有关条款外，清朝政府还特别编修了《州县事宜》、《牧令书》等，是专门针对州官、县官的政书，对州县正印官进行约束规范，使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清代县级行政组织，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阶段。

说到山西文化，首先要提的是三晋文化，山西历史从旧石器时代发端，历经尧舜禹和夏商周

数千年的演进，到晋国和三晋时期已经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山西成为战国法家、纵横家、名辩家和兵家的发源地，也是先秦早期儒家的重要支脉，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三晋儒学。这些进步思潮同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仅有相互的砥砺和激荡，也有相互的补充和促进，共同创造了具有进步特色的三晋文化。

三晋文化中又诞生出出晋商文化晋商是指山西（中国中原地区的一个省）商人，山西的简称为“晋”。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票号。“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说法。

饮食文化，以面食为主

历史文化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这片土地上，10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西侯度文化和丁村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有了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周朝时，山西是唐国的领地。后来唐叔虞的儿子燮父因唐国临晋水，改国号为晋。春秋时，山西是五霸之一的晋国。公元前403年韩康子和魏桓子与赵襄子三国分晋，从晋分出的韩、赵、魏三国，与秦、楚、齐、燕并称为战国七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山西设有太原、上党、河东、雁门、代郡等五郡。到隋时，太原是黄河流域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的第三大城市。隋末，李渊父子起兵于太原，建都长安后，把太原尊为“北都”，意即“别都”。五代时期，后唐、后晋、后汉和北汉都是以山西为根据地起家。在中国封建社会期间，山西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且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越是乱世越是显得重要，谁拥有了山西，谁就可以称雄天下。所以，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指出：天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金元时期，山西的经济、文化在中国北部居领先地位。明代时，设山西行中书省于太原，后改为承宣布政使司，统管山西五府三州。清代，开始称为山西。山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三千年之久，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美称，还被誉为“华夏文明的摇篮”。“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禹凿孟门”的传说就发生在山西。中国上古时代的三个帝王尧、舜、禹均在山西南部建都，为“尧都平阳（今临汾市）”、“舜都蒲坂（今永济市）”、“禹都安邑（今夏县）”。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是春秋五霸之一。北魏时，大同（当时称平城)曾作为北魏的都城名重一时。省会城市太原，被誉为“龙脉”所在地，向来乃兵家必争之地，隋朝末年，李渊父子起兵晋阳（今太原市），继而夺取长安，建立唐朝，后把太原定为大唐帝国的北都。元末明初，中原连年战乱，灾荒频繁，而山西尤其是晋南一带，经济繁荣，人口稠密，成为明初向外移民的主要地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山西曾向外移民十几次。洪洞县大槐树是当时一个主要移民站。全国不少地方流传的“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即由此而来。明清时期，晋商和山西票号的崛起，著称中外。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山西的经济、文化发展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山西人民英勇地抗击了外敌的侵略。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山西人民进行了更加顽强的斗争，在三晋大地上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上党战役永垂青史。1949年4月，全省解放。9月，成立了山西省人民政府，从此揭开了山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新篇章。几十年来，山西人民为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为重大贡献。黄河流经山西，孕育了无数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山西曾涌现出众多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最著名的有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晋文公重耳，有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唐代杰出的政治家武则天，有白袍将军薛仁贵，有中国的“武圣”、三国时期名将关羽、张辽，有唐朝名相狄仁杰、裴度，有抗击匈奴而名垂青史的汉朝名将卫青、霍去病，有创立“制图六体”的西晋地图学家裴秀，有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王勃、王之涣、王维、王昌龄，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改革家柳宗元，有宋朝著名政治家司马光、有金朝文学家、诗人元好问，有元曲四大家中的三位著名戏曲家关汉卿、白朴、郑光祖，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文学家、医学家、书画家傅山，被嘉靖帝誉为“天下直臣”的高金，清末维新派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十大名将中的徐向前、傅作义等。山西，人杰地灵，代不乏人。而其中晋商的足迹更是踏遍华夏、享誉全球。

民俗风情

婚嫁：朔州人婚嫁，同其他地方一样，一般都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尽管时代变迁，移风易俗，但大体仍沿旧习，特别是农村，重要礼仪程式，墨守成规，至今未变，大致都须经相亲、订婚、结婚、回门四个步骤。相亲：媒人为男女提亲，介绍双方的情况，如年龄、属相、生辰、人品、长相，以及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为人等。两家权衡条件，集众人商议后，有意结亲者，男子随媒人到女家相看。双方同意，即约时间，再邀女方到男家相看，中意者便留在男方家吃饭，默允可商婚事，相看不中意即离去。订婚：经媒人在男女两家之间多次说合，确定彩礼和嫁妆，妇方交换儿女生辰八字，择吉日行订婚礼，男方送“食盒”和部分彩礼给女方，并设宴庆贺。次日女方设宴请男方。之后，择日领取结婚证，有的还出外旅游，成婚后，男女互赠些服装，称换夏或换冬。结婚：迎娶前一月行聘礼，俗称“下茶”，男方使媒人将“新娘”出聘时所穿衣物（内衣）及“水礼”（米、面、肉）送至女家，并通知娶期。之后，男女方的至亲各自请未来的新郎、新娘到家吃饭，谓之“吃喜头饭”。娶亲的前一日，亲朋皆来，俗称“待人”，有的请“鼓匠”助兴，所以又称为“安鼓”，晚上男女各自在自家吃“翻身饼”。迎娶日，男女家一大早炸油糕吃，称“吃喜糕”。早饭后，男方奏鼓乐、抬花轿（有的用马车或骡驮轿，现在基本上用汽车）到女家迎娶。一般由男方舅舅、妗子娶亲。新郎要给新娘带去一根红裤带，名曰："喜结良缘";带去一个瓶子，瓶中插一棵葱，谓之"生根立后";带五根肋骨的猪肉或羊肉一块，叫做"离娘肉"、"五方喜庆",娶亲回来时，男方要把其中的二根肋骨带回，表示婚后夫妻和睦，名曰："筋骨不离".女方设茶水、糖果、糕点等招待迎娶者。新娘换上男方带来的衣服（一般为红绵衣、绵裤）,向父母拜别后，由胞妹掺扶上轿（车）.同行人有送新的，开箱子的，后有“贺堂”（又称圆饭）者随行，按事先择好的时辰进入男家。到男家后，新娘由搀亲者搀引，踏"红毡"进入新房，并为"贺堂"者"烧茶",吃"进门饭".正午新郎、新娘拜天地，礼毕即开始宴席，名曰：“坐席”。席间新郎新娘要向来宾敬酒，行礼，认大小。晚上由新郎姐夫主持闹洞房仪式，俗称“倒宝壶”，让新郎新娘说绕口令，猜谜语，说笑话取笑，后夫妻吃对面饭，深夜方毕。第二天一早，新郎新娘向亲戚朋友行礼，称：“拜人”（有的地方在拜天地后举行），并由受拜方出礼钱表示祝贺。回门：一般在结婚典礼的次日，女家派人和车，亲邀新郎新娘回门，设宴款待新郎新娘及女方亲朋好友，席间向来宾敬酒，行礼，认大小，当晚或第二天返回。婚后第四日，女随婿省亲，称为“住对月”或“住四六”。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朔州的婚礼风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礼节从简。丧葬：古代朔州的丧葬礼仪程序极其繁琐，一般可分为小敛、大敛、烧纸、送灯、辞灵、出殡、复二等。人亡后着寿衣，打破一孔窗户纸，扶户门板上，停于后杭，杀"倒头鸡",头下烧纸、点灯、上香致祭，子女放声号哭，此为小敛。然后贴"殃状"并挂"告天纸"于街门外，讣告乡里。晚辈披麻戴孝，孝子戴重孝到人主（死者至亲）家稽首报丧。次日晚移尸入棺，俗称"入敛"，尸体蒙红布，虚掩棺盖，停柩于堂屋，置供品，点长明灯，朝夕奠。亲友、族人、乡邻前往灵前烧纸吊唁。

END，本文到此结束，如果可以帮助到大家，还望关注本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