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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先生所育桃李，遍及省内外，仅德阳市就不下两百人。较著名的如海灯法师（范剑英），以少林功夫名传国内外（嵩山少林寺方丈，现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张宗安，现在兰州授徒，他身材瘦小但勤于研练，日与海灯等师兄弟切磋，步履敏捷异常驻。解放前赴成都打擂，擂主始终不能沾其身而获“金章”一枚。代自海，早年拜先生为师，六十年代起，即亲侍先生直至逝世。得多路拳术和多种器械套路并继承先生正骨丹丸医技，1982年逝世，享年七十八岁。德阳周子常，习“弹功”，功夫颇深，现已的逾八旬，一九四七年，尝被蒋军军官无理取闹，以滚水泼其手脸，但肤色如故，竟无一点烫伤痕迹，后在德阳火神庙授徒。又如现住本县的刘子千，（现年七十有五）、严永达，（现年六十有五等人），均学有所长，功夫不浅、且能发扬师教，桃李盈门。目前正和其他老前辈一道，继续哺育和浇灌着中江、德阳以及外地区的民间武术之花。

解放后先生年逾古稀，声名日著但谦虚不骄，研武不息，并十分关注中华武术的继承和发展。一九五八年，他的师兄王醴泉先生以七十二岁高龄参加四川运动会武术表演，以其“朝天腿、，”“睡佛式”获得各界盛赞。归来先生欣喜异常，邀王畅谈达旦，抒发探索国术之豪情，老而弥坚。党和政府对先生也十分关怀，各级党政领导同志，亦多次看望过他。在三年困难时期，地委书记亲自把他接到县城居住，给予付食特殊供应。由于先生德高望重，被选为县政协委员。每提及此，先生无不感激涕零，说：“我自幼出家，练武习医，经满清、民国至今，只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能真正把我们练武的人当人看待。”

先生为人正真，乐善好施。稍有积蓄，则以钱财接济弟子，乡邻和窘于资斧的武林同道，然对于鼠盗狗俞之徒，则严加惩训，以宏正气。

二十年代中，成都有各名武术家马宝因事到金堂，有无赖子某诈言于先生曰：“马宝对你言之不逊”云云，极力撺掇先生越三王庙与马一会。先生正襟危坐，两眼微闭，缓缓言道：“来道是非者，当是惹事人”。随即双目骤开，恍若电光，无赖子某大惊失色，继而发“凤凰石”，碎其瓜皮帽上玉，某抱头鼠窜而去。事后，先生语于曰：“人只要廉隅自重，于心无愧，何必与人论高低？”又四川军阀田颂尧二十九军所属曾南夫部驻防中江，慕先生威名，欲以高薪聘先生为国术教官，先生冷然一笑曰：“出家人，久甘淡泊，哪堪如此重任！请见谅”。终不受聘。抗战中，一外省卖药人流落到大镇，先生见毅然解剑“帮场”，尔后，又赠之以自制“开弓大力丸”一袋，助其行旅。卖药人感动得声泪俱下，跪谢而去。先生的晚年北子刘某，家境地清贫，先生亲自为其添置衣裤并多次赠与钱财。一九七三年秋，先生弥留之际，还把自己积蓄的近千元捐献给龙台医院作修建之用（在这之前，还多次捐款给龙台“敬老院”）。这种思想品格，为后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先生生前常对人说：“武海无涯，其深无底，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切不可与人争强斗狠，须知贪打必挨打。”他又说：“艺不轻玩，艺不轻传，海深无底，天外有天。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与人抢手（散打），礼重为先。”先生平生屡遇高手上门较艺，他总是礼让三分，以和为贵，不得已才摆桩看招。

先生十分赞同中华武术“强国、强身、强种”的社会功用，也强调中华武术“立足自卫，击败对方，铲除奸凶，赖以自保”的本质特征。因而，先生认为习练武术，须立足功力训练，着眼于实战，讲“功道”重“看手”（即散打）练习。这些见解，至今仍不失为方家之议。

先生在中江传出的拳械和功法计有四十余个（包括套路和种类）。不少拳术和功法为省内外所罕见。

他膂力惊人，内功深厚，八十岁以前，先生挑吃水极少请人。常以双手代扁担，两手悬百二十斤重的水桶，悠然来去。他的身法招式以自然，迅速，诡毒为风格。“麒麟步”变化多端，“封闭掌”滴水不漏，“近盖章”神鬼不测，每使来人未战先怯；其巴、拿、翻、钻、逼、捺、托、撒等法，每能以柔克刚，借力还力，置人于败着。他演练功夫时，吞身如鹤缩，吐手如蛇奔，轻捷如猿猴，每使来者折服。

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多种原因，先生生活始终未能尽如人意。在“文革”中，还遭到一定的冲击。他早年练功的器械、著述大多失散，也使他心灰意冷；再则，道门的清规，师教的律条，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先生的功夫传授，因而不少珍贵的功夫，十有六七者未传出。这是令人痛心的。眼下，党和政府正在大力发掘整理祖国民间武术遗产，在此形势下，缅怀吴春、朱永才这样有全国声望的武林前辈是适宜的、有价值的。愿先生的弟子，及时地投身救祖国武术遗产的活动中来，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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