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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薛家湾村算命是薛家湾村民维持生计的工具。

甘肃薛家湾村位于甘肃省永登县，约170余户人家。古时，村里的人不靠种地为生，而凭借算命的技艺行走江湖，维持生计。这门手艺代代相传，且坚决不外传，父传子、婆传媳，就这样繁衍生息，将手艺传承至今。而村中四大姓柳、高、何、刘四大家族之间互相通婚，很少有外嫁或外娶。

薛家湾村人日常生活中使用具有地方特色的永登方言，与附近地区无异，但一旦涉及到算命，那么他们马上就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言“绍句子”。这种语言村中规定密不外传，且没有成文的参考书籍，只有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薛家湾村每年都会祭拜“喜神”，把他当做卜卦的宗师，至高无上的神明。

薛家湾村的改变

时过境迁，薛家湾村依靠算命卜卦为生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到外面的广阔天地寻找出路。在国家倡导尊重科学的大背景下，算命卜卦在民间的市场似乎越来越小，想要靠算命发家致富显然是天方夜谭。

到了2013年，薛家湾卜卦技艺被列入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之中，技艺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现在的薛家湾村，恐怕也只有老人依旧延续上一辈人留下的传统，继续自己算命的营生，只是也被视作是旅游产业的特色之一，毕竟与时代相交才是生存的底气。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历史背景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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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移民的事实考证

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大槐树大规模移民10次，永乐年间移民8次，共计18次：

1、一三七三年。“(洪武)六年，徒山西真定民屯凤阳。”

2、一三七六年。“(洪武)九年十一月，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遣赍人冬衣给之。”(洪武)九年十一月，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

3、一三八零年。“(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

4、一三八八年。“(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徒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住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旷之地。”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北田，赐钞备家具，复三年。”

5、一三八九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十七十二顷。”

6、一三八九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山西沁州民张丛整等一百一十六广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

7、一三九二年。“(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等在大同等地屯田。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民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8、一三九二年。“(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迁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徒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

9、一三九五年。“(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10、一四零二年。“(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赐之钞，复五年。”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户部遣官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

11、一四零三年。“(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其余有罪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布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

12、一四零四年。“(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

“(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

13、一四零五年。“(永乐)三年九月，徒山西民万户实北平。”

“(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

14、一四零六年。“(永乐)四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

15、一四零七年，“(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从山西之平阳、泽、潞、山东之登、莱等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口粮五斗；”

16、一四一四年。“(永乐)十二年三月，上以其(隆庆)当要冲，而土宜稼樯，改为隆庆州……而以有罪当迁谪者实之。”

“本州原编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红门，黄报，白庙，版桥，富裕，红寺六屯，谓之前十里，谪发为事官吏充之。榆林、双营、西桑园、泥河、岔道、新庄、东园、宝林、早民九屯，连关厢谓之后十里，迁发山西等处流民充之，每户拔田五十亩，任种办纳粮差。”

17、一四一六年。“(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赐复三年。”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徒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安州，免赋役三年。”

18、一四一七年。“(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言‘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拔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

移民的地理分布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其中河南123个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42个县市，山东109个县市，山西104个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316个县市，陕西、甘肃、宁夏182个县市，黑龙江、吉林、辽宁171个县市，浙江、福建、江西227个县市，广东、广西、贵州248个县市，四川、内蒙古、青海274个县市，云南、西藏、新疆210个县市，海南、台湾111个县市。另外，海外移民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100多个国家。

移民在中国的地理分布

河南山东河北天津北京江苏内蒙古湖北甘肃广西青海海南西藏新疆吉林辽宁黑龙江山西宁夏

移民传说

〖“一家庄”的来历〗

河北省定县沙河古道上有一个万户人家的大村庄，然而人们现在仍称为“一家庄”。其缘由还得从明朝迁民谈起。

传说远在五百年前，有一对青年夫妇，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逃荒到此落户。临走之前，这对夫妇请算命先生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天皇皇，地皇皇，平安无事上东方。”(河北、山东一带)当问到在何处落脚时，算命先生又说：“你们一见到鱼上树、牛上房，安家落户保无恙。”算命先生之说，当然不足为信，他们可能看到一些难民大都逃往河南、河北一带，为迎合难民心理才这么说的。至于“平安”之说更是无稽之谈了。饿死冻死的难民在路上何止千千万万。

不管怎样，这一对青年夫妇带着两个孩子总算侥幸活上来了。来到河北定县沙河一带，此时正好赶上沙河发大水，河水泛滥，沿岸的村庄被洪水冲毁，庄稼淹没，当地人早就投亲靠友搬迁了。这一对青年夫妇被洪水阻于沙河南岸，乞讨度日。洪水下去之后，房屋被洪水淤泥漫的只剩下房顶，大树也只留有树梢。田园变成了沙丘，无主沙滩成了淤泥地，到处是茂密的杂草，只见牧童牵着牛羊来这里放牧，牛跑到屋顶上吃草，就想起逃荒之前算命先生说的话来，心想，“这不是牛上了房吗?”这对年青夫妇拔草的时候又发现一些死猫烂狗晒干的死小鱼一起挂在树梢上。这一对青年夫妇高兴的说：“这不是鱼上树了吗?”从此以后就在此地住下来，但他们一无房二无地，三无生产工具，还是以乞讨度日。除逃饭之外，为了过冬御寒还到荒地割些野草，打些柴禾，在割草拾柴过程中，看到被淤泥漫过的无主地里有无数横七竖八的裂缝，两口商量道，这样下去也不是长远之计，现在到了种麦季节，我们既没犁耙也没牲口，就在这泥缝里撒上些麦种不行吗?商量好后，就到附近村庄地主家借贷，租了些麦种，两口见缝就撒麦种。第二年麦子长的又好又壮，获得了迁居后第一个好收成。麦子收割后除了还清借贷之外，夫妻俩节食俭用，精打细算，还购置了些农活逐渐富裕起来。沙河也向北移了。他们也就在这沙河古道上盖起了房屋定居下来。

过了些年，除了洪洞来的两个男孩外，又生了六个男孩子。带来的大孩名叫大河，老二叫小河，到此地生下的三孩叫大水，四孩叫小船，五孩、六孩、七孩、八孩按年龄大小顺序就取名五儿、六儿、七儿、八儿。人们给八个孩子编了个顺口溜：”大河、小河、大水、小船、五儿、六儿、七儿、八儿“后来生活越来越富裕，八个孩子都结了婚，而且有了孙子、重孙。据说这一家发展到八十一口才分家，后来人口越来越多，村子越来越大，但是“一家庄”的称呼仍然没变。

〖安阳市“洪洞移民的”传说〗

民国二十二年(1993年)《续安阳县志》载：“按民籍，洪武初，自山西洪洞县迁来者颇多。”境内大部土著居民世代相传：祖居山西，洪武年间从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据传说元末统治者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中原一带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加之黄河决口，连年灾荒，造成“生民百遗一，千里无鸡鸣”的惨景。朱元璋创建明朝后，曾数次从山西一带向中原地区移民，恢复农业生产。由于洪洞县位于晋南，靠近中原，便于迁徙，故多次组织当地“有丁无田”或“丁多田少”的农户迁籍。传说，当时负责选民的后军都督佥事李恪，采用多种方法，诱迁不愿意开故土的农民。有次扬言：凡自愿迁籍的农民可到广济寺内办理手续，凡不愿迁籍者可到寺左侧的大槐树下等候裁定。此言一经传开，应迁农户多数挤至大槐树下。结果，凡到树下的农户，全部被迁徙。据说，当时大槐树上有个鸦巢，被迁农民望着鸦巢，触景生情，纷纷说：老鸦尚有个窝，咱到上才有安居之日啊!由此，广济寺侧的大槐树，便成了先人忍别故里的标志。洪洞迁民的传说，已历600余年。县西水治镇一带群众，传留下来的一些姓氏、族谱，也多把大槐树下迁来的先祖为其始祖，另传，迁民时，被迁农民多把自己初生子女的双脚小趾咬裂，以示纪念。因而，至今境内多数居民的两脚小趾甲盖仍是两瓣。

不确定。

但是也有人说:薛家湾村这些人算得比那个不准确,但是可以算一些过去的事,无法算到未来。

算命，即是指推测人命运休咎之行为，属玄学范畴。研究算命的学术叫易学，也叫命理术数；理论核心是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及伏羲八卦，理论系统较为复杂深奥。狭义的算命是指对人生辰八字（四柱八字、六柱预测）的推算预测；广义的算命则涵盖紫微斗数、看相。算命是民间的俗称，学术上的专业称谓叫预测，研究算命的学术叫易学、也叫术数。理论核心是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及八卦易经，理论系统较为复杂深奥。狭义的算命即是对人生辰八字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