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地球有多大这个事物是如何测定的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经济学家测算年龄的方法，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地球有多大这个事物是如何测定的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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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让你挑出有史以来最不愉快的实地科学考察，你肯定很难挑得出比1735年法国皇家科学院的秘鲁远征更加倒霉的。在一位名叫皮埃尔·布格的水文工作者和一位名叫查理·玛丽·孔达米纳的军人数学家的率领下，一个由科学家和冒险家组成的小组前往秘鲁，旨在用三角测量法测定穿越安第斯山脉的距离。

那个时候，人们感染上了一种了解地球的强烈欲望——想要确定地球有多大年龄，多少体积，悬在宇宙的哪个部分，是怎样形成的。法国小组的任务是要沿着一条直线，从基多附近的雅罗基开始，到如今位于厄瓜多尔的昆卡过去一点，测量1度经线（即地球圆周的三百六十分之一）的长度，全长约为320公里，从而帮助解决这颗行星的周长问题。

事情几乎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有时候还是令人瞠目的大问题。在基多，访客们不知怎的激怒了当地人，被手拿石头的暴民撵出了城。过不多久，由于跟某个女人产生误解，测量小组的一名医生被谋杀。组里的植物学家精神错乱。其他人或发热死去，或坠落丧命。考察队的第三号人物——一个名叫让·戈丁的男人——跟一位13岁的姑娘私奔，怎么也劝不回来。

测量小组有一次不得不停止工作8个月；同时，孔达米纳骑马去利马，解决一个许可证问题。他最后和布格互不说话，拒绝合作。这个人数越来越少的测量小组每到一处都让当地官员们心存狐疑。他们很难相信，这批法国科学家为了测量世界而会绕过半个地球。这根本说不通。两个半世纪以后，这似乎仍是个很有道理的问题。法国人犯不着吃那么多苦头跑到安第斯山脉，干吗不就在法国搞测量？

一方面，这是因为18世纪的科学家，尤其是法国科学家，办事很少用简单的办法。另一方面，这与一个实际问题有关。这个问题起源于多年以前——早在布格和孔达米纳梦想去南美洲之前，更不用说有理由这么做之前——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

哈雷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在漫长而又多产的生涯中，他当过船长、地图绘制员、牛津大学几何学教授、皇家制币厂副厂长、皇家天文学家，是深海潜水钟的发明人。他写过有关磁力、潮汐和行星运动方面的权威文章，还天真地写过关于鸦片的效果的文章。他发明了气象图和运算表，提出了测算地球的年龄和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的方法，甚至发明了一种把鱼类保鲜到淡季的实用方法。他惟一没有干过的就是发现那颗冠以他名字的彗星。他只是承认，他在1682年见到的那颗彗星，就是别人分别在1456年、1531年和1607年见到的同一颗彗星。这颗彗星直到1758年才被命名为哈雷彗星，那是在他去世大约16年之后。

然而，尽管他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但他对人类知识的最大贡献也许只在于他参加了一次科学上的打赌。赌注不大，对方是那个时代的另外两位杰出人物。一位是罗伯特·胡克，人们现在记得最清楚的兴许是他描述了细胞；另一位是伟大而又威严的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他起先其实是一位天文学家，后来还当过建筑师，虽然这一点人们现在往往不大记得。1683年，哈雷、胡克和雷恩在伦敦吃饭，突然间谈话内容转向天体运动。据认为，行星往往倾向于以一种特殊的卵行线即以椭圆形在轨道上运行——用理查德·费曼的话来说，“一条特殊而精确的曲线”——但不知道什么原因。雷恩慷慨地提出，要是他们中间谁能找到个答案，他愿意发给他价值40先令（相当于两个星期的工资）的奖品。

胡克以好大喜功闻名，尽管有的见解不一定是他自己的。他声称他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不愿意告诉大家，他的理由有趣而巧妙，说是这么做会使别人失去自己找出答案的机会。因此，他要“把答案保密一段时间，别人因此会知道怎么珍视它”。没有迹象表明，他后来有没有再想过这件事。可是，哈雷着了迷，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还于次年前往剑桥大学，冒昧拜访该大学的数学教授艾萨克·牛顿，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牛顿绝对是个怪人——他聪明过人，而又离群索居，沉闷无趣，敏感多疑，注意力很不集中（据说，早晨他把脚伸出被窝以后，有时候突然之间思潮汹涌，会一动不动地坐上几个小时），干得出非常有趣的怪事。他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也是剑桥大学的第一个实验室，但接着就从事异乎寻常的实验。有一次，他把一根大针眼缝针——一种用来缝皮革的长针——插进眼窝，然后在“眼睛和尽可能接近眼睛后部的骨头之间”揉来揉去，目的只是为了看看会有什么事发生。结果，说来也奇怪，什么事儿也没有——至少没有产生持久的后果。另一次，他瞪大眼睛望着太阳，能望多久就望多久，以便发现对他的视力有什么影响。他又一次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虽然他不得不在暗室里待了几天，等着眼睛恢复过来。

与他的非凡天才相比，这些奇异的信念和古怪的特点算不了什么——即使在以常规方法工作的时候，他也往往显得很特别。在学生时代，他觉得普通数学局限性很大，十分失望，便发明了一种崭新的形式——微积分，但有27年时间对谁也没有说起过这件事。他以同样的方式在光学领域工作，改变了我们对光的理解，为光谱学奠定了基础，但还是过了30年才把成果与别人分享。

尽管他那么聪明，真正的科学只占他兴趣的一部分。他至少有一半工作年龄花在炼金术和反复无常的宗教活动方面。这些活动不是涉猎，而是全身心地扑了进去。他偷偷信仰一种很危险的名叫阿里乌斯教的异教。该教的主要教义是认为根本没有三位一体（这有点儿讽刺意味，因为牛顿的工作单位就是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他花了无数个小时来研究耶路撒冷不复存在的所罗门王神殿的平面图（在此过程中自学了希伯来语，以便阅读原文作品），认为该平面图隐藏着数学方面的线索，有助于知道基督第二次降临和世界末日的日期。他对炼金术同样无比热心。1936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拍卖会上购得一箱子牛顿的文件，吃惊地发现那些材料绝大部分与光学或行星运动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些有关他潜心探索把低贱金属变成贵重金属的资料。20世纪70年代，人们通过分析牛顿的一绺头发发现，里面含有汞——这种元素，除了炼金术士、制帽商和温度计制造商以外，别人几乎不会感兴趣——其浓度大约是常人的40倍。他早晨有想不到起床的毛病，这也许是不足为怪的。

1684年8月，哈雷不请自来，登门拜访牛顿。他指望从牛顿那里得到什么帮助，我们只能猜测。但是，多亏一位牛顿的密友——亚伯拉罕·棣莫佛后来写的一篇叙述，我们才有了一篇有关科学界一次最有历史意义的会见的记录：

1684年，哈雷博士来剑桥拜访。他们在一起待了一会儿以后，博士问他，要是太阳的引力与行星离太阳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他认为行星运行的曲线会是什么样的。

这里提到的是一个数学问题，名叫平方反比律。哈雷坚信，这是解释问题的关键，虽然他对其中的奥妙没有把握。

艾萨克·牛顿马上回答说，会是一个椭圆。博士又高兴又惊讶，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哎呀，”他说，“我已经计算过。”接着，哈雷博士马上要他的计算材料。艾萨克爵士在材料堆里翻了一会儿，但是找不着。

这是很令人吃惊的——犹如有人说他已经找到了治愈癌症的方法，但又记不清处方放在哪里了。在哈雷的敦促之下，牛顿答应再算一遍，写出一篇论文。他按诺言做了，但做得要多得多。有两年时间，他闭门不出，精心思考，涂涂画画，最后拿出了他的杰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更经常被称之为《原理》。

极其偶然，历史也只有过几次吧，有人作出如此敏锐而又出人意料的观察，人们无法确定究竟哪个更加惊人——是那个事实还是他的思想。《原理》的问世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它顿时使牛顿闻名遐迩。在他的余生里，他将生活在赞扬声和荣誉堆里，尤其成了英国因科学成就而被封为爵士的第一人。连伟大的德国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兹也认为，他对数学的贡献比得上在他之前的所有成就的总和，尽管在谁先发明微积分的问题上，牛顿曾跟他进行过长期而又激烈的斗争。“没有任何凡人比牛顿更接近神。”哈雷深有感触地写道。他的同时代人以及此后的许多别人对此一直怀有同感。

《原理》一直被称为“最难看懂的书之一”（牛顿故意把书写得很难，那样就不会被他所谓的数学“门外汉”纠缠不休），但对看得懂的人来说，它是一盏明灯。它不仅从数学的角度解释了天体的轨道，而且指出了使天体运行的引力——万有引力。突然之间，宇宙里的每种运动都说得通了。

《原理》的核心是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定律非常明确地指出，物体朝着推力的方向运动；它始终做直线运动，直到某种别的力起了作用，使它慢下来或改变它的方向；每个作用都有相等的反作用）以及他的万有引力定律。这说明，宇宙里的每个物体都吸引每个别的物体。这似乎不大可能，但当你在这里坐着的时候，你在用你自己小小的（的确很小）引力场吸引你周围的一切事物——墙壁、天花板、灯、宠物猫。而这些东西也在吸引你。是牛顿认识到，任何两个物体的引力，再用费曼的话来说，“与每个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以两者之间距离的平方反比来变化”。换一种说法，要是你将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翻一番，两者之间的引力就弱4倍。这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F=Gmm’R2

这个公式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当然是根本没有实际用途的，但至少我们欣赏它的优美，它的简洁。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做两个快速的乘法，一个简单的除法，嘿，你就知道你的引力状况。这是人类提出的第一个真正有普遍意义的自然定律，也是牛顿到处深受人们尊敬的原因。

《原理》的产生不是不带戏剧性的。令哈雷感到震惊的是，当这项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牛顿和胡克为谁先发明了平方反比定律吵了起来，牛顿拒绝公开关键的第三卷，而没有这一卷，前面两卷就意义不大。只是在进行了紧张的穿梭外交，说了许多好话以后，哈雷才最后设法从那位脾气怪僻的教授那里索得了最后一卷。

哈雷的烦恼并没有完全结束。英国皇家学会本来答应出版这部作品，但现在打了退堂鼓，说是财政有困难。前一年，该学会曾经为《鱼类史》下了赌注，该书成本很高，结果赔了老本；他们担心一本关于数学原理的书不会有多大销路。哈雷尽管不很富裕，还是自己掏钱支付了这本书的出版费用。和以往一样，牛顿分文不出。更糟糕的是，哈雷这时候刚刚接受学会的书记员的职位，他被告知，学会已经无力给他答应过的50英镑年薪，只能用几本《鱼类史》来支付。

牛顿定律解释了许许多多事情——海洋里潮水的飞溅和翻腾；行星的运动；为什么炮弹着地前沿着一条特定的弹道飞行；虽然我们脚下的行星在以每小时几百公里的速度旋转，为什么我们没有被甩进太空——这些定律的全部意义要费好大工夫才能领会。但是，它们揭示的有个事实几乎马上引发了争议。

那就是，该定律认为，地球不是滴溜滚圆的。根据牛顿的学说，地球自转产生的离心力，造成两极有点扁平，赤道有点鼓起。因此，这颗行星稍稍呈扁圆形。这意味着，1度经线的长度，在意大利和苏格兰是不相等的。说得确切一点，离两极越远，长度越短。这对那些认为地球是个滴溜滚圆的球体，并以此来测量这颗行星的人来说不是个好消息。那些人就是大家。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想要测算出地球的大小，大多使用很严格的测量方法。最先做这种尝试的人当中有一位英国数学家，名叫理查德·诺伍德。诺伍德在年轻时代曾带着个按照哈雷的式样制作的潜水钟去过百慕大，想要从海底捞点珍珠发大财。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因为那里没有珍珠，而且诺伍德的潜水钟也不灵，但诺伍德是个不愿意浪费一次经历的人。17世纪初，百慕大在船长中间以难以确定位置著称。问题是海洋太大，百慕大太小，用来解决这个差异的航海仪器严重不足。连1海里的长度还都说法不一。关于海洋的宽度，最细小的计算错误也会变得很大，因此船只往往以极大的误差找不到百慕大这样大小的目标。诺伍德爱好三角学，因此也爱好三角形，他想在航海方面用上一点数学，于是决定计算1度经线的长度。

诺伍德背靠着伦敦塔踏上了征途，历时两年向北走了450公里来到约克，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拉直和测量一根链子。在此过程中，他考虑到土地的起伏、道路的弯曲，始终一丝不苟地对数据进行校正。最后一道工序，是在一年的同一天，一天的同一时间，在约克测量太阳的角度。他已经在伦敦做完第一次测量。根据这次测量，他推断，他可以得出地球1度经线的长度，从而计算出地球的整个周长。这几乎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作——1度的长度只要算错一点儿，整个长度就会相差许多公里——但实际上，就像诺伍德自豪地竭力声称的那样，他的计算非常精确，相差“微乎其微”——说得更确切一点，相差不到550米。以米制来表达，他得出的数字是每度经线的长度为110.72公里。

1637年，诺伍德一部在航海方面的杰作《水手的实践》出版，立即赢得一批读者。它再版了17次，他去世25年以后仍在印刷。诺伍德携家人回到了百慕大，成为一名成功的种植园主，空闲时间便以他心爱的三角学来消遣。他在那里活了38年。要是对大家说，他这38年过得很幸福，受到了人们的敬仰，大家一定会很高兴。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在离开英格兰以后的航行途中，他两个年幼的儿子跟纳撒尼尔·怀特牧师同住一个船舱，不知怎的让这位年轻的牧师深受精神创伤，在他余生的许多时间里会想方设法来找诺伍德的麻烦。

诺伍德的两个女儿的婚姻都不尽如人意，给她们的父亲带来了额外的痛苦。有个女婿可能受那位牧师的唆使，不断为了小事去法院控告诺伍德，惹得他非常气愤，还不得不经常去百慕大的那一头为自己辩护。最后，在17世纪50年代，百慕大开始流行审讯巫师，诺伍德提心吊胆地度过了最后的岁月，担心自己那些带有神秘符号的三角学论文会被看做在跟魔鬼交流，自己会被可怕地判处死刑。我们对诺伍德的情况知之甚少，反正他在不愉快环境中度过了晚年，实际上也许是活该。肯定没错的是，他的晚年确实是这样度过的。

与此同时，测定地球周长的势头已经到达法国。在那里，天文学家让·皮卡尔发明了一种极其复杂的三角测绘法，用上了扇形板、摆钟、天顶象限仪和天文望远镜（用来观察土星卫星的运动）。他花了两年时间穿越法国，用三角测绘法进行测量；之后，他宣布了一个更加精确的测量结果：1度经线为110.46公里。法国人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但这个结果是建立在地球是个圆球这个假设上的——而现在牛顿说地球不是这种形状的。

更为复杂的是，皮卡尔死后，乔瓦尼和雅克·卡西尼父子在更大的区域内重复了皮卡尔的实验。他们得出的结果显示，地球鼓起的地方不是在赤道，而是在两极——换句话说，牛顿完全错了。正因为如此，科学院才派遣布格和孔达米纳去南美洲重新测量。

他们选择了安第斯山脉，因为他们需要测量靠近赤道的地方，以确定那里的圆度是否真有差异，还因为他们认为山区的视野比较开阔。实际上，秘鲁的大山经常云雾笼罩，这个小组常常不得不等上几个星期，才等得上一个小时的晴天来进行测量。不仅如此，他们选了个地球上几乎最难对付的地形。秘鲁人称这种地形是“非常少见”的——这话绝对没错儿。两个法国人不仅不得不翻越几座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大山——连他们的骡子也过不去的大山——而且，若要抵达那些大山，他们不得不涉过几条湍急的河流，钻过密密的丛林，穿越几公里高高的卵石沙漠，这些地方在地图上几乎都没有标记，远离供给来源。但是，布格和孔达米纳是坚忍不拔的人。他们不屈不挠，不怕风吹日晒，坚持执行任务，度过了漫长的九年半时间。在这个项目快要完成的时候，他们突然得到消息，说另一个法国考察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进行测量（面对自己的艰难困苦，从寸步难行的沼泽地，到危机四伏的浮冰），发现1度经线在两极附近果真要长，正如牛顿断言的那样。地球在赤道地区的测量结果，要比环绕两极从上到下测量的结果厚出43公里。

因此，布格和孔达米纳花了将近10年时间，得出了一个他们不希望得出的结果，而且发现这个结果还不是他们第一个得出的。他们没精打采地结束了测量工作，只是证明第一个法国小组是正确的。然后，他们依然默不作声地回到海边，分别乘船踏上了归途。

牛顿在《原理》中作的另一个推测是：一根挂在大山附近的铅锤线，会受到大山和地球引力质量的影响，稍稍向着大山倾斜。这个推测很有意思。要是你精确测量那个偏差，计算大山的质量，你可以算出万有引力的常数——即引力的基本值，叫做G——同时还可以算出地球的质量。

布格和孔达米纳在秘鲁的钦博拉索山做过这种试验，但是没有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技术难度很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内部吵得不可开交。因此，这件事被暂时搁置下来，30年后才在英国由皇家天文学家内维尔·马斯基林重新启动。达娃·索贝尔在她的畅销书《经线》中，把马斯基林说成是个傻瓜和坏蛋，不会欣赏钟匠约翰·哈里森的卓越才华，这话也许没错儿。但是，我们要在她书里没有提到的其他方面感激马斯基林，尤其要感激他制定了称地球重量的成功方案。

马斯基林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一座形状规则的山，能够估测它的质量。在他的敦促之下，英国皇家学会同意聘请一位可靠的人去考察英伦三岛，看看能否找到这样的一座山。马斯基林恰好认识这样的一个人——天文学家和测量学家查尔斯·梅森。马斯基林和梅森11年前已经成为朋友，他们曾一块儿承担一个测量一起重大天文事件的项目：金星凌日现象。不知疲倦的埃德蒙·哈雷几年前已经建议，要是在地球上选定几个位置测量一次这种现象，你就可用三角测绘法的定律来计算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并由此计算出到太阳系所有其他天体的距离。

不幸的是，所谓的金星凌日是一件不规则的事。这一现象结对而来，相隔8年，然后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都不发生一次。在哈雷的生命期里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但是，这个想法一直存在。1761年，在哈雷去世将近20年以后，当下一次凌日准时来到的时候，科学界已经作好准备工作——准备得比观测以往任何一次天文现象都要充分。

凭着吃苦的本能——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科学家们奔赴全球100多个地点——其中有俄罗斯西伯利亚、中国、南非、印度尼西亚以及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丛林。法国派出了32名观测人员，英国18名，还有来自瑞典、俄罗斯、意大利、德国、冰岛等国的观测人员。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合作的科学活动，但它几乎到处困难重重。许多观测人员遇上了战争、疾病或海难。有的抵达了目的地，但打开箱子一看，只见仪器已经破碎或被热带的灼人的阳光烤弯。法国人似乎命中注定要再一次遭遇倒霉的厄运。让·沙佩乘马车呀，乘船呀，乘雪橇呀，花了几个月才到达西伯利亚，每一颠簸都得小心护着容易损坏的仪器。最后只剩下关键的一段行程，却被一条涨水的河流挡住了去路。原来，就在他到达前不久，当地下了一场罕见的春雨。当地人马上归罪于他，因为他们看到他把古怪的仪器对准天空。沙佩设法逃得性命，但没有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测量工作。

更倒霉的是纪晓姆·让蒂，他的经历蒂姆西·费里斯在《在银河系里成长》一书里作了精彩而简要的描述。让蒂提前一年从法国出发，打算在印度观测这次凌日现象，但遇到了种种挫折，发生凌日的那一天还在海上——这几乎是最糟糕的地方，因为测量需要保持平稳状态，而这在颠簸的船上根本无法做到。

让蒂并不气馁，继续前往印度，等待1769年的下一次凌日现象。他有8年的准备时间，因此建立了一个一流的观察站，他一次又一次测试他的仪器，把准备工作做得完美无缺。1769年6月4日是发生第二次凌日现象的日子。早晨醒来，他看到是个艳阳天；但是，正当金星从太阳表面通过的时候，一朵乌云挡住了太阳，在那里停留了3小时14分7秒的时间，几乎恰好是这次金星凌日的时间。

让蒂大失所望地收拾仪器，前往最近的港口，而途中又患了痢疾，有将近一年时间卧床不起。他不顾身体依然虚弱，最后登上了一条船。这条船在非洲近海的一次飓风中几乎失事。出门十一年半以后，他终于回到家里。他一无所获，却发现他的亲戚已经宣布他死亡，争先恐后地夺走了他的财产。

比较而言，英国派到各地的18名观测人员所经历的失望就不算一回事。梅森与一位名叫杰里迈亚·狄克逊的年轻测量员搭档，相处得显然不错，两人还结成了持久的伙伴关系。他们奉命去苏门答腊，在那里绘制凌日图。但他们的船出海的第二天晚上就受到了一条法国护卫舰的攻击。（尽管科学家们处于一种国际合作的心态之中，但国家并非如此。）梅森和狄克逊给皇家学会发了一封短信，说看来公海上非常危险，不知道整个计划是不是应该取消。他们很快收到一封令人寒心的回信，信中先是对他们一顿臭骂，然后又说他们已经拿了钱，国家和科学界都对他们寄予希望，他们不把计划进行下去就会颜面扫地。他们改变了想法，继续往前驶去，但途中传来消息说，苏门答腊已经落入法国人之手。因此，他们最终是在好望角观测这次凌日现象的，效果很不好。回国途中，他们来到大西洋一个孤零零的小岛——圣赫勒拿岛上，作了短暂停留，在那里遇上了马斯基林。由于乌云覆盖，马斯基林的观测工作无法进行。梅森和马斯基林建立起了牢固的友谊，一起绘制潮流图，度过了几周快活的，甚至是比较有意义的日子。

此后不久，马斯基林回到英国，成为皇家天文学家，而梅森和狄克逊——这时候显然更加成熟——启程前往美洲，度过漫长而时常是险象环生的4年。他们穿越393公里危险的荒原，一路上搞测量工作，以解决威廉·佩恩和巴尔的摩勋爵两人地产之间的以及他们各自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之间的边界纠纷。结果就是那条著名的梅森一狄克逊线。后来，这条线象征性地被看做是美国奴隶州和自由州之间的分界线。（这条线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但他们还进行了几次天文观测。其中有一次，他们对1度经线的长度作了当时那个世纪最精确的测量。由于这项成就，他们在英国赢得了比解决两位被宠坏了的贵族之间的边界纠纷高得多的赞扬。）

回到欧洲以后，马斯基林与他的德国和法国同行不得不下结论，1761年的凌日观测工作基本失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问题之一在于观测的次数太多。把观测结果放在一起，往往证明互相矛盾，无法统一。成功绘制金星凌日图的却是一位不知名的约克郡出生的船长，名叫詹姆斯·库克。他在塔希提岛一个阳光普照的山顶上观看了1769年的凌日现象，接着又绘制了澳大利亚的地图，宣布它为英国皇家殖民地。他一回到国内，就听说法国天文学家约瑟夫·拉朗德已经计算出，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略略超过1.5亿公里。（19世纪又发生两次凌日现象，天文学由此得出的距离是1.4959亿公里，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现在。我们现在知道，确切的距离应该是1.49597870691亿公里。）地球在太空中终于有了个方位。

梅森和狄克逊回到英国，成了科学上的英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伙伴关系却破裂了。考虑到他们经常出现在18世纪的重大科学活动中，对这两个人的情况知道得如此之少，这是很引人注目的。没有照片，极少文字资料。关于狄克逊，《英国人名词典》巧妙地提到，他“据说生在煤矿里”，然后让读者去发挥自己的想像力，提供合理的解释。《词典》接着说，他1777年死于达勒姆。除了他的名字和他与梅森的长期伙伴关系以外，别的一无所知。

关于梅森的情况，资料稍多一点。我们知道，1772年，他应马斯基林的请求，奉命寻找一座山，供测量引力偏差之用；最后，他发回报告，他们需要的山位于苏格兰高地中部，就在泰湖那里，名叫斯希哈林山。然而，他怎么也不肯花一个夏天来对它进行测量。他再也没有回到现场。人们知道，他的下一个活动是在1786年。他突然神秘地带着他的妻子和8个孩子出现在费城，显然穷困潦倒。他18年前在那里完成测量工作以后没有回过美洲，这次回来没有明显的理由，也没有朋友或资助人迎接他。几个星期以后，他死了。

由于梅森不愿意测量那座山，这个工作落在了马斯基林身上。1774年夏天，有4个月时间，马斯基林在一个遥远的苏格兰峡谷的帐篷里指挥一组测量员。他们从每个可能的位置作了数百次测量。要从这么一大堆的数据中得出那座大山的质量，需要进行大量而又枯燥的计算。承担这项工作的是一位名叫查尔斯·赫顿的数学家。测量员们在地图上写满了几十个数据，每一个都表示山上或山边某个位置的高度。这些数字真是又多又乱。但是，赫顿注意到，只要用铅笔把高度相等的点连起来，一切就显得很有次序了。实际上，你马上可以知道这座山的整体形状和坡度。于是，他发明了等高线。

根

化学与经济的联系

化学史实一再表明，无论是从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来看，还是从科学家本人的研究工作来看，化学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着辩证的互动关系。在对这种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时，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学者关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成果。

一、几个化学史上的案例

门捷列夫之所以能发现元素周期律，是与他研究工作中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注重科学与工业相结合）分不开的。从1861年开始，他就致力于翻译被后人称为化学技术百科辞典的《华格纳化学工艺学》。次年，他应邀前往巴库和劳拉罕内地区油田考察了近一个月后，向石油工厂主提出了两项建议：其一是引进新的科学技术，改变运输的落后状态，铺筑由炼油厂到码头的输油管道；其二是依靠科学技术，建造运载煤油的专用船只。这种对化学工业的实地考察拓展了门捷列夫的研究领域。他借助化学分析法，分析、测定了283种液体及其它物质的性质和原子量之间的关系。他把提高科学的生产力看成是自己的最大愿望。可以说，注重基础研究和工业应用的结合，注重理论分析和实验操作的结合，造成了他在化学研究中作出重大的贡献的优势。他先后考察过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美国的化学工业，并致力于用化学知识改善俄国石油生产的落后状况，还就煤的地下气化和采掘问题发表了若干具有独到见解和经济观点的论文。

从化学研究手段看，化学分析法在新元素的发现和元素周期律的建立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拉瓦锡时代，化学分析法已成为化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随后，从化学角度看，道尔顿原子论推进了化学分析法的发展，因为对原子量的精确测定对化学分析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工业角度看，英国工业革命和欧洲大陆采矿业的发展对化学分析法的广泛应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化学分析法的迅速改进和广泛应用导致18世纪末、19世纪初22种新元素的发现。同理，在科学和工业的双重推动下，电化学方法应运而生，并导致大量新元素的发现。铝就是在此期间由丹麦科学家奥斯特（Hans Christian Oersted）发现的（1825年），当时得到的是粉状铅。过了两年，德国的维勒（F.Wöhler）又制取了块状铝。此后若干年里，铝都是一种贵金属。拿破仑三世曾为工业制铝研究提供了大笔拨款。1854年，人们发现了用还原氯化物制取铝的方法。到1886年，由于人们发现了通过电解铝矾土的氢氧化铝制取铝的方法，制铝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铝的价格不断下降，铝的产量不断上升。

在门捷列夫研究周期律的同时，德国有机化学的迅速发展为它取代英、法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找到了突破口，由此发展了合成化学和高分子化学工业，为近代大生产提供了各种新材料。这个突破口就是煤化学工业。如何利用炼焦生产中的排出物煤焦油，是煤化学工业迅速发展的关键，也是有机化学迅速发展的动力之一。美国大约在1810年开始利用高温分解各种有机物所得到的煤气来照明，不久煤焦油就成为照明气的主要来源。继伦敦在1813年建立起煤气厂后，巴黎和柏林在1815年，纽约在1825年都建立起了煤气厂。大约在1815年，人们从煤焦油中分离出了轻油和重油，前者可用作胶制品的涂料，后者是有效的木材防腐剂。

依照导师李比希的建议，霍夫曼致力于轻油的研究。1843年，当他把漂白粉加入轻油时，发现其中含有苯胺。由此，他想：能否从轻油中提取苯胺？后来由于发现轻油中苯胺含量太少，霍夫曼选择了这样的途径：先从轻油中提取苯，再由苯制取苯胺。在此基础上，英国的柏琴制成了苯胺紫染料。接着，他和他的父亲在伦敦效外建起了苯胺染料厂。柏琴既从事生产管理，又致力开发研究，还解决了许多技术工艺问题（如苯的提纯，硝基苯的工厂制取，改用铁制防爆容器代替玻璃容器等）。在1862年伦敦举办的国际展览会上，以煤焦油为原料制成的各种苯胺紫染料成了英国的骄傲。但此后不到10年，德国便跃居于染料生产国家之首，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直控制着染料生产的发展。①“德国大学培养的从事创造性研究的化学家数量日益增多，是造成这种繁荣景象的主要原因。随着生产药物和染料的大工业的建立，那些培养出一批批化学家的教授纷纷被聘为顾问。他们不仅用科学方式指引工厂向前发展，而且还把工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带回实验室去，用这些新课题来训练学生。他们在工业实验室里看到越来越多的半成品，也就是合成某新化合物的中间产物。大学实验室里对这些中间产物进行的研究，往往就是发明前所未有的新合成法的起点。19世纪末期，德国的理论化学和工业化学都已执世界牛耳，在理论化学和实用化学的共同推动下，各国学生大批涌进德国大学。”②

在德国染料工业的飞速发展中，凯库勒的贡献显示了化学理论的巨大威力。他关于苯分子结构的理论加深了人们对苯胺及一系列芳香族化合物的认识，为有目的、有计划地设计和合成染料奠定了理论基础。1868年，瑞伯（C·Graebe）和李别尔曼（K·T·Liebermann）发现茜素是蒽醌的二羟衍生物，并根据凯库勒的结构理论了解到蒽的三组龟壳迭加结构，成功地合成了茜素。第二年德国就开始了合成茜素的工业化生产，其规模迅速扩大，以致完全取代了茜草种植园的生产。凯库勒理论还帮助拜耳（A·Baeyer）确定了靛蓝的分子结构，并于1879年制成了靛蓝结晶，为加速德国染料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化学与经济的互动

由上述案例可见，无论对一个人的研究工作（如门捷列夫），对一种元素的认识和利用（如铝），对一种化学方法的改进（如化学分析法），对一个国家化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如德国），都体现出化学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首先，经济生产活动是化学研究的基本动因。一方面，经济生产为化学研究提出课题，推动化学发展。例如，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精确分析矿石成分的研究课题，促使化学分析法迅速得到改进和发展。同样，如何利用煤焦油的研究课题也是在经济生产活动（炼焦生产）中提出来的。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导致了德国有机化学理论和有机化学工业的突飞猛进。另一方面，劳动工具的改进，工艺技术的提高，也是化学进步的动力之一。门捷列夫为实现提高科学生产力的愿望，向石油工厂主提出改进工艺技术的建议，发表关于改善煤的地下气化和采掘技术的论文等，与他发现元素周期律是相辅相成的。德国化学家把工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和半成品带回学校实验室去，既培养出一批批杰出的化学研究人才，又推动了德国有机化学的发展。

其次，化学的发展状况对经济生产活动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比如，化学分析法和电化学方法的产生都导致大量新元素的发现。由此，人们对铝的认识逐步深化，直到1886年发现了电解制铝法。正因如此，制铝工业才得到迅速发展，铝的产量不断提高，铝的价格不断降低。同样，没有凯库勒的理论，就没有合成茜素的工业化生产，也没有靛蓝染料的工业化生产。当然，化学要转化成直接的物质生产力，必须通过两条途径：一是技术环节，二是社会体制。化学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技术生产环节作用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进而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化学对劳动者的作用在门捷列夫、柏琴及大批德国化学家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这里实际上涉及教育问题。因此，上述案例所提到的德国化学教育的经验是值得深思和学习的。从劳动资料来看，化学成果要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就必须变成“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①如果门捷列夫对油田工厂主的建议实现了，即化学知识凝聚在输油管和油船上，那么化学成果就转化成了直接的物质生产力。化学研究向石油、矿石、元素、煤焦油、苯胺紫染料、茜素、靛蓝染料等的进军，是化学作用于劳动对象，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例证。至于社会体制，主要包括经济体制和科研体制。德国的经济振兴就与它整顿大学，兴办企业，为科学家提供优厚待遇和工作条件，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和科研政策等密切相关。

关于科学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等，以及自然条件。”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甚至还提到“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①这些观点在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这些成果中，包含着若干具体分析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方法。无疑地，这些方法有助于我们分析化学对经济的作用。下文所述便是这些方法中的一种。

三、经济发展中科技贡献度的估算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sison）认为，一个国家的总收入在两个时期之间的变动，只有在它的产量决定因素发生变动时才有可能；找出这些因素，估计它们对产量变动的影响，是了解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他借助统计法，发现经济增长主要决定于如下因素的变动；（1）就业人数及其年龄、性别的构成；（2）劳动时间；（3）就业人员的教育年限；（4）资本存量的多少；（5）知识进展状况；（6）资源配置；（7）规模的节约，并以市场扩大来衡量；（8）需求压力的强度及其短期变动的格局。②根据对美国1929—1969年间经济增长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分析，丹尼森发现，在上述几个因素中，知识进展和就业人员受教育时间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综合性的“知识进展”中，科学技术是重要因素。因此，知识进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具体分析知识进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丹尼森没有直接估算知识进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而是作为剩余额来估算的：从经济增长率中减去所有其它因素的贡献值，余额便是知识进展的贡献值。

让我们用一个简化的模型来说明这种估算方法。①首先假设现在的经济系统，（1）只有一种产品；（2）只有劳动和资本两项生产要素，而且它们由同质的单位构成；（3）要素的数量有增长，而质量无变化；（4）产品和要素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出售；（5）工资率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利息率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6）没有技术变革；（7）没有规模的节约。

现在设y表示产量的增长率，k表示资本的增长率，l表示劳动的增长率，a表示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b表示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于是，基本增长公式为：

y=ak+bl（Ⅰ）

例如，资本增长率为3％，劳动增长率为1％，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为1/4，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为3/4，则年产量增长率为：

由（Ⅰ）式知，产量不能大于投入量，即产量的增长率不能大于要素的增长率；产量的增长率依赖于资本和劳动的联合增长，即依赖于总要素投入量的增长；每一要素对产量的贡献按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

定义（y-l）为按工人平均的产量增长率，（k-l）为按工人平均的资本增长率，则可由（Ⅰ）式导出：

y-l=a（k-l）（Ⅱ）

这表明，要使按工人平均的产量增长，必须使按工人平均的资本增长。比如由上例，按工人平均的资本增长率为2％，则按工人平均的产量增长率为：

根据上述公式，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测算了美国及西欧发达国家在较长时期内投入量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发现产量的增长率一般高于投入量的增长率。如投入量每年增长2％，而产量每年增长4％是常有的事。这个差额就是上文所谓“剩余额”，也就是除劳动和资本要素增长外其余一切促进产量增长的要素的综合效应，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科学技术的进步。丹尼森利用这种方法分析美国经济增长状况以后，得出了如下结论：美国的国民收入在1929—1969年间，平均每年增长3.33％，其中知识进展和教育两项的贡献共占40％左右。若分成两个时期，则国民收入在1929—1948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75％，其中知识进展和教育的贡献占37％；国民收入在1948—1969年间平均每年增长3.85％，其中知识进展和教育的贡献占56.2％。

1972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在分析50年代至60年代欧洲经济增长状况时，也采用了这种方法来分析技术进步的影响，其结果比50年代尚无此法时的分析要简明得多。

根据德国经济学家采用这种方法的分析，德国的经济在1850—1913年间每年平均增长率为2.6％，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占42％。有人进一步分析“剩余额”，得出这样的结论：年增长率为0.1％可归于结构的影响（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0.2％可归于教育年限的增长。一个德国经济学教授评论说：“在这种测算所依据的基本数字和所应用的技术中，自然是有许多缺陷的。但是这种测算方法毕竟对我们是一项伟大的贡献，“它使我们能把1850—1913年的德国经济发展，比以前更加轮廓鲜明地描绘出来。我们现在可以指出进展较快和进展较慢的时期中结构的变革和不平衡。

一般说来，由（Ⅰ）和（Ⅱ）式所表征的方法用于估算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常有偏高的倾向。但因为它毕竟能提供有用的参考数据，所以在经济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因此，这种方法可以成为我们分析化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参考工具。

希望帮到你

关于地球有多大这个事物是如何测定的的内容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