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四川古代历史上的状元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历史状元名人八字,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四川古代历史上的状元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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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制度背景下的古代中国,阶级变动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斩获头衔,在朝中谋得官职以改变自己原有阶级。
在科举考试的推动下,各个阶级、各个地区甚至于各个年龄阶段的有志学子,都纷纷加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学习战中,而学习的终极目标就是在科举考试中一举夺魁。
年轻人在心中追求的下,自然是拼尽全力用功读书,终日勤勤恳恳、丝毫不敢懈怠,也由此产生了许多为后世所歌颂的努力读书的精神与典故。
古代学霸为啥那么拼命地读书
宋濂的千古名篇《送东阳马生序》中,曾经详尽地记载了自己求学时的经历——宋濂小的时候家境极其贫困,“无从致书以观”的时候还要在“天大寒”、“手指不能屈伸”的情况下迅速抄录完毕跑路将书送走,更勿论冒着大雪求学使得自己“足肤皲裂而不知”时那般痛苦的求学经历了。
在古代传统的行业结构中——士农是四个主要支柱行业。抛却仕途做官之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又未尝不可以养家糊口,究竟是什么支撑着学子们苦读数十载却从未辍弃?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去一探究竟。
送东阳马生序
1、仕途给予儒士们阶级攀升的希望
汉朝以后,“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发展需要,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学派主张,儒家文化成了正统思想——“天人”、“大一统”等学说适应汉朝巩固集权、加强皇权的需要,大力支持儒家学派的传播,向宣扬学习儒家理念的益处,并且重用儒家学士入朝为官。
久而久之,便在中形成了“习儒,为官”的风气,并逐渐传播至后世。哪怕是在隋朝之前——科举制度还未正式形成之际,虽然未能有大规模的儒士通过考试进入仕途,但是推举制依旧给予了儒士们步入仕途的希望。
董仲舒
尤其是隋朝之后,科举制度颇具雏形之后,儒士们通过学习儒学参加科举考试来完成步入仕途理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虽然比例仍然不太客观,但是对比前朝阶级流动速度明显加快)。阶级流动愈快,学子们在科举考试上寄予的希望愈大,对于寒门出身的学子来说,唯有竭尽努力用功读书,投入数年的时间,将所有压在这场考试之中。
2、“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仕途是古代认可度更高的阶级攀升方式
儒家学说不同于“无为而治”的思想追求,鼓励人们进取,激励人们步入仕途。“士农”四个传统行业中,农业的阶级认可度仅次于仕途从政,但是在农业机械化几乎为零的古代,耕作不仅是件极其劳累的事情,并且收益也比较低。
古代农业
即使这样,也并非所有农民都能拥有土地,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被土地兼并现象所累,忧虑于生计问题。至于处在阶级最末端的手工业和商业人士,认可度比较低,甚至无法享有正当的权利和参加。
阶级为了更好地稳固自己的,选拔出更为优秀的人才来为皇权服务,便鼓励上的有志之士考取功名,步入仕途,并大肆在上宣扬“学而优则仕”的口号来为垄断人才。
也正是由于学子争相簇拥进入这样一条竞争巨大的“狭窄道路”,导致这条步入仕途的路格外难走和漫长——考试程序分为,在进入之一级考试之前还需通过县试和府试。与前段时间频上热搜的十八岁清华博士相比,古代“五十少进士”以及“满堂进士皆白发”的“老”状元属实算得上一个奇葩的时代产物。
科举考试
古人们那些硬核的学习方式
如今为后世称道的名人们,无一不是勤奋刻苦、坚持不懈用功读书古人们硬核的苦读方式绝对可以让现在一众学子直呼佩服——古人的作息时间一般遵循“昼伏夜出”的规律,调查报告显示,古人的休息时间一般在七点到九点,起床时间在五点到六点,并且世界公认的成年人所需睡眠时间为六到八小时。但《举贤良对策》中记载,“鸡未鸣便起,三更过未休,睡眠不过两时辰有余”。
然而这还不算什么,头悬梁锥刺股的两个主人公——孙敬和苏秦,这两个人用堪比自虐的学习方式苦读书十年,从而习得一身真本领,从而跨越了阶级成为后世刻苦读书的一代典范。
锥刺股
另外,一代书法名作——《兰亭集序》的——书王羲之,同样也是刻苦非常。为了练好书法,他曾经以池水为洗笔处,年深日久,竟然将整片池水都染成了黑色。不难想象为了练出这一手好字,他曾经练习过多少次。
古人流传至今的刻苦读书的典范以及典故不在少数,这不仅反映出了古代对于有志之士学习的鼓舞,也体现了中华儿女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
结语
古代学子们如果想步入仕途,希冀通过科举考试谋得一个不错的官职,真可谓是历经重重艰险,“过五关斩六将”。
至于这“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等看起来颇有点极端的求学历程,说到底也不过是整体的职业趋向过于单一,想要谋求仕途的人以“数十万人”计,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
凿壁偷光
读书这件事情,毋论天资聪颖与否——仲永方五岁便可书诗章,最后还是泯然众人矣;曾国藩读书愚钝,背书速度不如盗贼,最后却成为千古名臣,这结果的差异如此大,背后还是后天努力的原因。所以说,解锁学习成功的钥匙还是在一个“勤”字——毕竟“书山有路勤为径”嘛。
参考资料
1、《举贤良对策》
2、《送东阳马生序》
3、《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
4、《战国策·秦策》
5、《南齐书·孝义转·江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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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古代历史上的状元四川籍25人,唐代5人,五代2人,宋代13人,元明清代各1人,大西国(张献忠)2人。
四川第一个状元,是内江人范崇凯,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丙辰科状地及第,大魁天下。
范崇凯“善属文,下笔千言立就”,文思十分敏捷。
其弟范元凯与之齐名,时称“梧酮双凤”。
四川最后一科状元—骆成骧,资州(今四川资中)人。
字公骕。
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卒于民国十五年(1926)。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状元。
先后就读于成都锦江书院、尊经书院。
1895年中进士,殿试置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是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
四川出状元最多的地区,是川东北的阆中。
阆中素有“泰蜀孔道”“巴蜀要冲”之称,物华天宝,地灵人杰历史上,这里不仅孕育出《太初历》、浑天仪的创造者落下闳,父子天文学家任文孙、任文公,祖孙天文学家周舒、周群、周臣和历史学家、《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老师周谯,以及南宋骁将、岳飞爱婿张宪法等历史名人,而且延生了5个状元。
他们是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辛未科状元尹枢,唐宪法宗元初八年(813年)癸已科状元尹极,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已丑科状元陈尧叟,宋真宗咸丰三年(1000年)庚子科状元陈尧咨,宋哲宗元祜六年(1091年)辛未科状元冯涓。
“二尹”既是市内的状元街即为他们的故里。
有趣的是,尹枢中状元时年已71岁,9年后病逝,享年80年岁。
尹枢是四川也是全国年龄最大的“古稀状元”,又是四川寿命最高的“长寿状元”。
“二陈”也是兄弟状元,更是“文武兼备”的状元宰相。
陈尧叟,相貌俊伟,博闻强记,“出典方州,入为侍中,课布帛,修马政,减冗官,有足称者。”他才智过人,久典枢密(军政),能悉记军马之籍。
陈尧咨,“善射,百发百中”,人称“小由基”,有政声。
尧叟之弟兄尧佑,进士及第,官至宰相,又是诗人、书法家。
“三陈”皆一代名臣,有“贤相”之誉相传阆中市内的三陈街即因他们而得名。
四川先后出了4个状元宰相,除“二陈”外,还有仁寿人何桌和中江人苏易简。
何桌,宋微宗政和五年(1115年)乙未科状元,历任中书舍人、侍讲、御史中丞,他一身正气,历刚直不阿,论王黻、蔡京、宋面、童贯等“六贼”奸邪专横十五罪,被贬出知寿州。
钦宗继位,进尚书左丞、中书侍郎,力阻割地,反对与金人议和。
他以资政殿大学士知开封府(首都市长),旋拜尚书右仆射(右丞相)兼中书侍郎,请以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京城失守。
何桌被金兵俘获,绝食而死,终年仅39岁,后人称其为“忠烈状元”。
苏易简,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庚辰科状元,时年22岁。
苏易简少年聪颖好学,风度奇秀,才思敏赡。
殿试时,他所试三千余言,援笔立就,太宗赞赏不已,擢冠甲科第一。
易简嗜酒,善谈笑,旁通释典,以文章著名,著有《文盲四谱》、《续斡林志》及文集20卷。
惜于英年早逝,终年仅39岁。
在四川状元中,还有一些诗人、学者、作家,其中”明代第一才子”杨慎,“小东坡”赵逵和南宋豪放派重要作家张孝祥等最为著名。
杨慎(升庵),新都人,为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武宗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状元。
授翰林修撰,明世宗时升经筵讲书官。
世宗为武宗堂弟,世宗欲推举生文兴献王,加封兴献帝称号,杨慎等力谏,逍贬,被遣戍云南高昌卫,流放37年,72岁客死异乡。
杨慎自幼警敏,日诵万言,11岁能诗,12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有“神童”之称。
杨慎流放之余,博揽群书,著述甚丰,有《升庵集》81卷,诗词2300余首,杂著100余种,并行于世。
“明代记诵之传,涉猎之广,推杨慎为第一”,史称“文坛巨宗”。
赵逵,资阳人,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辛未科状元。
赵逵少时读书数行俱下,尤好聚古书,考历代兴衰治乱之迹,登第后官至中书舍人,刚正不阿,不附权贵秦桧。
他善诗文,高宗尝谓之“文似苏拭”,被誉为“小东坡”,著有《栖云集》等。
张孝祥,简阳人,少有奇才,读书过目不忘,下笔倾刻数千言。
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甲戌科中状元后,即上书请昭雪岳飞,为秦桧所忌,在任建康留守时,又极力赞助张俊北伐,被弹劾落职。
后任荆南知府,兴办水利,筑寸金堤,置万盈仓,以储漕粮,颇有政声。
后因病退居芜湖,死于中暑,终年只有38岁。
张孝祥为南宋豪放派重要作家,他的词意豪迈,不忘恢复,景象壮阔,情辞慷慨,有《于湖集》、《于湖词》等著作传世。
另外,还有宋徽宗时状元、《易论》作者冯时行,宋宁宗时状元、《绪云文集》作者浦国宝,均为重庆人,也都是当时四川著名才干。
有趣的是,四川还有个“好运气”状元——即四川的最后一个状元骆成骧。
当时原定状元为喻长霖,而骆成骧列在二甲前列,其卷中对策文中有“主忧臣劳,主辱臣死”之语。
时值中日甲午战争新挫,此二句八字尤使光绪皇帝深受感动,便以朱笔圈“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八字,将骆成骧从二甲撰为一甲第一名状元。
与此恰恰相反,四川大文豪苏轼却因“一语失状元”。
原来,宋仁宗嘉柏六年(1061年)辛丑科殿试后,25岁的苏轼写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受主考官欧阳修和其他考官的赞赏。
文章提出,刑律与奖赏应从仁爱的观点出发,本着关心爱护百姓的基本思想,采用制法从严,执法从宽的办法,多奖励,少动刑,就可以取得民众的拥护和自觉执行。
他还举例说:“尧之时,将杀人,皋陶(司法大臣)曰:‘杀之三(该杀,该杀,早就该杀)。
’尧曰:“宥之三(要宽恕,要宽恕,还是赦免了吧)。”文章主张以教育为主,可杀可不杀者不杀,能少杀就少杀;至于奖赏,则可赏可不赏者,则赏之,这样就会取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经欧阳修和考官们商议,决定取苏拭为状元。
但考虑到在琼林宴(皇帝赐新科迸士的宴会)上,皇帝可能问到唐尧和皋陶的对话,出自何经典著作,怎样回答呢?答不出,则显露试官学说浅薄;答错了,涉嫌欺君之罪。
于是便派参评官梅尧臣去找苏轼落实出处。
东坡回答说,尧是个慈祥宽厚的人,皋陶是个严肃正真的人,根据他们两个人的性格,想象他们会那样讲的。
梅尧臣听了,气愤他说:“你年岁不大,却胆量不小,太不严肃了。
你怎么能随便地杜撰呢!”结果,苏轼便由一甲第一名状元降为一甲第二名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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